关键词:
山东抗日根据地
减租减息
战时环境
政治动员
制度变迁
摘要: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施的独具特色的土地政策,山东抗日根据地系中国共产党较早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根据地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农村经济恢复等工作从一度落后到后来居上,这其中减租减息居功甚伟。本文以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对减租减息前提制度、政治动员和作用评价上存在的分歧,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等理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在传统农村经济制度之下,山东土地相对分散,租佃制度作为一种资源调剂方式广泛流行于农村各阶层之间,但受制于生产技术普遍低下、人地关系紧张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农村土地租金和借贷利率普遍居高不下,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而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又时时面临日伪顽及友军的逼迫和竞争,“生存第一”成为根据地的最高法则,如何恢复并推动农根据地经济并发展壮大,成为根据地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切皆成为根据地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因所在。对此,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制度创新,交互使用诱致性政策与政治动员手段,最终成效卓著。一方面,减租减息采取了地主减租减息和奖励富农的诱致性政策,体现了广大农民降低租息的诉求及部分地主富农转向工商业的意愿,有利于根据地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并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作为减租减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初级行动团体”,根据地政府颁行政府法令,通过政治动员推行减租减息,快速聚集了资源,实现了战时效率。究其本质,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是战时环境下根据地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因政治动员方式运用而具有浓厚的阶级意蕴。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制度变迁的前提。传统农村经济制度是减租减息制度变迁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后文对“山东特殊”问题的剖析可以看出,减租减息前山东抗日根据地土地分配受土地自然集聚规律支配,除去少数商业聚集区和垦区外,大部分地区土地呈现相对分散趋势,山东根据地土地经营以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租佃经济是自耕农经济的补充;租佃关系的确是“普遍的”,但这种“普遍”并非地主经济土地集中下租佃经营的分散,而是作为一种比较纯粹的资源调剂方式的“普遍”。另一方面,当时租佃关系在生态环境恶化、生存竞争重压之下,从属于习俗经济的租佃关系和脱嵌之后的租佃关系皆处于一种脆弱平衡中,业佃双方地位的非对称性尤为突出,弱势一方的佃户无力改变租额高企的重负,减轻地租、优化租佃制度成为普通农民的强烈愿望,从这一角度,减租减息契合了乡村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农民的生存逻辑,有着经济学意义上的内在必要性和必然性,减租减息因此具有较强的经济意蕴。因此,租息过高既是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深层原因,亦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顺利推行减租减息提供了坚固的现实支撑。
其次,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制度变迁的战时环境。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面临日伪“扫荡”逼迫、顽军势力排挤和部分地区会道门势力的挤压,原本落后的根据地经济,在内外环境压力下更趋凋敝,以致借贷停滞、乡村资金来源枯竭、雇工失业等状况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地民众收入锐减,广大农民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在此形势下,作为国家雏形的根据地,如何通过制度供给和变迁,向其“选民”——根据地各阶层民众,提供“保护”服务及其他公共品,推动实现战时“社会产出最大化”,最大限度争取“选民”的支持,并获得给养、武器、弹药等资源,成为根据地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亦构成了根据地减租减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再次,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政策。减租减息制度作为传统农村经济制度的改良与优化,具有诱致性变迁的一面,其制度安排体现了广大农民降低租息的要求和部分欲转向工商业经营地主富农的意愿,政府以法令形式对他们的诉求予以响应,并在根据地加以实施。在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及相关政策共同作用下,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地权的转移,农村社会的人口与阶层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土地在各阶层的分布进一步均平化,普通农民负担减轻,生产激励效果显现。事实证明,这些诱致性政策有利于佃权的保护和租约长期化,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还鼓励了私人经济发展,推动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向。
然后,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动员手段。中国共产党自苏区至抗战前期在土地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减租减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阶级理论和暴力革命为指引的政治动员遂成为推动减租减息的主要手段。本文以当时的减租减息的典型材料——《大店查减斗争总结》为案例,从微观层面对减租减息中的政治动员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动员契合了农民“政治企业家”的特质,而“谁养活谁”的宣传教育又促成了普通农民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有效克服了减租减息中的“搭便车”问题,有力推动了减租减息的实施;然而政治动员是一把“双刃剑”,在具体实行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