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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清末民初时期   上海租界   新剧发展   戏剧演出   上海话剧  

摘要： 话剧之所以能发轫并根植于上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的社会环境——租界。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话剧在上海的发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上海租界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上海租界开辟以来的演剧活动对之后话剧的正式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上海租界混合多元的市场和文化方式为话剧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土壤，上海租界文化完全有理由纳入到上海话剧史的文化构架内，成为建构话剧历史活跃而必要的因素，把握、研判租界对上海演剧活动的影响，有利于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话剧的诞生背景。　　本文将以上海租界都市化的社会环境对上海新剧发展的影响为主线，探讨租界格局演变过程中中西戏剧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描述由此形成的多元化戏剧演出景象。重点研究上海新剧的发展与上海租界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密切联系，从而进一步证明中国话剧诞生于上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论文的主要内容将分为以下部分：　　首先将对上海租界的诞生与发展进行简要的历史梳理，探究上海租界社会性质及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租界格局的演变过程，并且研究西方文化、娱乐方式等进入中国后，对同处于上海的华界百姓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其次将从经济、人口、电力交通、市政建设等方面，来研究上海租界的开辟如何影响并促进新剧在上海的发生与发展。对于具有广泛的社会关联阈和高度的物质依赖性的戏剧艺术来说，上海租界飞速发展的市政建设为其提供了市场与受众。　　第三将从剧场圈的迁移及传统的茶园会馆的淘汰到新式舞台的诞生、从西式剧场的初建立再到专业演出场所的成立等方面来阐释上海租界公共娱乐空间的产生与变迁，探寻西方娱乐活动理念和活动方式对上海传统娱乐场所，尤其是戏剧演出场所的影响。　　第四将通过叙述上海租界内杂糅竞生的多元戏剧演出活动，来展现租界这一社会空间与上海话剧的内在关联。从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到戏曲改良，再到以“职业化”与“商业性”为主要特色的文明戏，以及1914年的“甲寅中兴”，这一系列的戏剧事件的发生离不开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空间。　　戏剧作为文化载体，记录并展现了上海租界市民社会的发展变迁历程，西方戏剧从租界进入中国，其传播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历史涟漪，不仅打破了千百年来传统戏曲舞台的历史格局，同时构建了全新的市民文化娱乐生活方式，催生了中国话剧的诞生，租界内丰富多彩的戏剧样式展示了上海租界所特有的异质文化空间及其行政管治体制特征。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原始史料的不断发掘和披露，随着历史观念、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因此得以借助更为广阔深刻的理论视野和更加丰富的史料与研究文献展开研究工作。在查阅上海档案馆珍藏的大量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从上海话剧诞生的时代背景出发，着重研究上海租界这一领域的特殊性，力图客观地揭示上海租界对上海戏剧发展的作用和意义，重史轻论，希望以此为上海话剧史研究，乃至上海租界史研究，提供一点基础性的研究文献。

关键词： 维新派   黄遵宪   康有为   梁启超   “南洋”想象   思想转轨   Reformers   Huang Zunxian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Nanyang" imaginatio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摘要： 论文从诗文创作维度整体审视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南洋思想行旅。经由分析可知，在维新运动三个阶段(开始前、发展中、结束后)，黄遵宪、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各自因“官方委派”“政治通缉”“组团赴欧”而南渡南洋后，以诗文创作分别进行“海外侨居地”“天南蛮地”“心灵避居所”的南洋想象，显示出对南洋“融入”“半融入”“超脱”的不同在场状态，找到各自独特的主体发声位置：“维新前奏”“维新余响”“维新噤声”，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改良变法—保皇立宪”“政治功利—佛禅回心”的思想转轨，缓解了“不受重用”“离散流亡”“理想破灭”的现代性焦虑，由此构成了维新运动在中国延长线上的南洋思想支脉。

关键词： 第一次国共合作   广东   民国文献   资料收集  

摘要： 本文简要梳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史料的出版历史，根据《广州大典·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文献汇编》的编纂实践，总结了文献收集环节的经验。合理利用工具书是民国文献收集的基础性工作；充分挖掘文博机构所藏资源则可以有效补充现有民国文献、红色文献书目的不足；深入原始资料本身，关注文献收录范围的重要学术问题，对于目录收集工作可以起到较好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 科玄论战   康有为   北上演讲   科学与人生观   两种文化 Science-Metaphysics Debate   Kang Youwei   lecture tour to the north   science and the view of life   two cultures  

摘要： 学界一般认为，康有为并未参与一个世纪前那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实际上，康有为在1923年北上演讲中谈及相关论题，可以说间接而实质性地参与了那场论战。他通过“显微”思想强调科学之于人生观的意义，借助“电通”思想重诂儒学核心概念，利用现代天文知识发挥出见泰忘忧的“天游”思想。他推崇科学之于个人思想与国家发展的作用，但不承认科学的万能。他认为欧战的肇因不在科学与物质的发展，而在精神文明的缺位。这种不乏辩证思维的整全性立场与科学派和玄学派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他提出保存国粹讲求物质的双重救国方案，体现了中西文明互补的世界主义立场。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也可以说康有为发了弥合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调和唯科学与反科学两种主义的先声。

关键词： 孙中山   道德革新   继承   创新  

摘要： 面对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交织碰撞,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价值观遭受一定冲击。因而,在道德领域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某些领域、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失范现象,而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工程,需深入挖掘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从中汲取宝贵的文化智慧和伦理启示。习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时讲道:“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其思想中蕴含着诸多富有远见的道德教育理念。而孙中山的道德革新思想是其德育思想的精髓,他从“近代的中国”与“革命的中国”两个角度出发来思考国民的道德改造问题,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文在文献研究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的方法,深入探究孙中山的道德革新思想,通过对孙中山道德革新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从而理清学理脉络,系统开展对孙中山革新思想的历史研究。首先,针对孙中山道德革新思想的生成背景及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尤其是立足于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对孙中山的道德革新思想进行理论剖析。其次,全面、客观地论述孙中山道德革新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从孙中山对固有道德的继承改造、对西方近代道德的批判借鉴以及以其研究心得为基础所提出的新道德等方面对孙中山的革新思想进行全面解读,并将其革新思想与同时代人物的道德改造思想相比较,并进一步总结孙中山道德革新思想所具有的理论特色。最后,试图对孙中山的道德革新思想作出总体评析,并结合当前德育建设实际,探讨孙中山革新思想的现代启示,从而为解决当前道德难题、推动道德建设向好发展提供价值启迪。

关键词： 康有为   谭嗣同   仁学   进化论   宗教观  

摘要： 本文通过对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比较,着重探讨了两位思想家在儒家核心概念“仁”、心学、进化论以及宗教观等方面的异同。谭嗣同和康有为都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构建起来自己的哲学体系。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但其深层次内涵却并不完全一致。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从佛教中获得灵感的,康有为的则源自儒家学说,这就决定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与康有为的哲学思想的根本性差异。自二千年以来,“仁”被视为儒学的核心理念并在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精神状态、家庭教育和社会和谐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19世纪晚期西洋政治文化的影响,儒学开始衰落,康有为与谭嗣同试图通过引入西方政治体系来拯救国家的危机,并对其中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调整,特别是把孔子塑造成为“托古改制的先师”。另一方面,谭嗣同认为“以太”是一种主观唯心的精神实体,并将“仁”视作行动的基础。他们二人的观点融合了东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的精髓,产生出广阔且深入的影响力。并且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了佛教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谭嗣同对于佛教文化的态度则较为复杂。同时其二人都向往大同社会希望取消国家制度,但其侧重并不尽相同。康有为借助孔子但名义讲自己的思想三世思想,谭嗣同则更为推崇庄子的观点并且认为天地万物瞬息万变发展进化,但逐渐走向不可知论。 在本篇论文中,笔者主要分为五章来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探究与展开。在第一章以及第二章分别对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探究,对于其二人的仁学、心学思想、进化论和世界观进行展开论述。在第三章对于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共性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体现与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其二人对于社会变革的美好愿望,并且其二人在道学的流派归属上也有共通之处。第四章主要通过对于康有为和谭嗣同道家哲学的不同侧重,以及对于仁学心学的不同界定和佛教分歧等方面进行比较其二人的思想差异。最后第五章通过从康谭二人的仁的观点分歧上入手,论述了谭嗣同对于康有为思想的超越,并且在最后也论述了康谭二人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比较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和贡献,也为把握近代哲学的时代丰富性提供了深入思考的视角。

摘要： 导语：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方面的是非问题，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但李德却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污蔑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强迫”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作者在本文中以充足的论据论证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必然性，驳斥了李德的不实之词。

关键词： 中日合邦   康有为   李提摩太   戊戌时期  

摘要： 戊戌时期,西方人欲推行“合邦”来促成国家合并,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大权。然而,在“合邦”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的社会思潮与传统士人均对侵略性质的“合邦”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作用,使“合邦”并未脱离联盟框架而独立发展。适值晚清士人惯用春秋邦交观念看待当时的中外关系,并通过联盟的方式减轻西方列强的侵略,从而在列国并争的局面中寻求稳定之法。伴随着中俄关系的逐渐恶化,联盟对象倒向英国和日本。趁此时期,英人李提摩太向士大夫阶级兜售救国策,对清方案几经修改,不仅内容上渐趋完备,侵略的隐蔽性也大幅增强。与此同时,日人也迫切地与清朝士人进行交往,借机宣传中日之间同洲同文同种的亲密关系,试图消弭“中日合邦”所带来的思想阻碍。作为变法的核心人员,康有为对“合邦”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热情,并于戊戌政变前上奏折促成此事,被视为串通外人行卖国之事。纵观康有为的相关记载,此种说法并无实据,对其误解的成分居多。 通过“借才”与“推行合邦”两条判定标准,明晰“合邦”的人员构成。李提摩太、樽井藤吉、康有为等人因与“合邦”联系密切,处于核心人员行列。其中,李提摩太不仅是外人推行“合邦”的典型代表,也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晚清时期国内“合邦”的发展。中外人士共同努力推行的“合邦”,名称虽同,却在含义上大相径庭。戊戌政变发生以后,变法人员得到清算,光绪皇帝的权力亦遭到极大制约,基本处于无权状态。最终,在“人臣无外交”思想的影响下,取得统治者首肯推行“合邦”已不现实,而在清帝退位以后,“合邦”再无实行的可能。 通过戊戌时期“合邦”的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士人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在面对外来侵略时又表现出足够的智力与底气。维新派与保守派都曾认真地寻求出路,却无法触动封建根基,最终也没有找到挽救时局的有效措施。然而,在西方侵略的不断加剧下,化除满汉畛域达到了新的高度,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相较之前也有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