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牺牲”书写
抗日战争
八百壮士
南京大屠杀
重庆大轰炸
摘要：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化为富有时代性的政治评价和道德规范。与此同时,去仪式化、世俗化的“牺牲”,也在日常使用中销蚀了其暴力、流血、苦痛、惨酷的内涵,成为一个中性语汇。此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陆续建构其独特的“牺牲”之道。在民国历史语境下,牺牲观念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全面抗战时期是民族英雄与受难者形象大量进入文学书写的历史阶段,也是牺牲观念建构的关键时期。本文把牺牲看作不断流变的思想观念,揭示文学将战时伤亡神圣化的表达机制,并探索战时牺牲观念表达与历史事实相互生产的情形。论文主要沿以下思路展开论述:第一章确立“牺牲”在战时的主要内涵,并梳理其基本的运用范式。忍苦、诉苦、斗争和神圣化是“牺牲”在抗战时期四种主要的话语模式。牺牲的叙述大致符合“忍耐苦难(牺牲)—诉说苦难(牺牲)—作为行动的斗争(牺牲)—牺牲的圣化不朽”这一环环相扣或任意组合的话语逻辑。无论如何通过话语进行引导,牺牲的本能性和能动性始终是“牺牲”的要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牺牲的观念话语不应是脱离历史现实的口号,而应是与那个危难时代相互贯通的精神命脉。第二章选取表现“八百壮士”誓死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作品,勾勒“牺牲”书写在战时中国的转型轨迹。战时作家在相关作品中对“牺牲”的表达,显示出他们对传统道义的修改与整合。这些作品为该事件注入了粉碎速战幻想,推进民族抗战/解放,声援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多重意义。作家对壮士生死结局的模糊化,构成了对死亡崇拜的纠偏,相应的提升了“牺牲”的思想道德价值。由于该事件的军事价值和宣传价值存在差异,加之作家在创作时对写作经验的仓促挪用,因此不管是聚焦人还是聚焦事的写法,都在牺牲观念的表达上存在症结。把此事当作话语装置的作品,反映了女性对抗战的深度参与,印刻着阶级立场、市民批判和战时特异的情爱伦理。作家表达牺牲时,对传统德操的重复与反拨,语言的扭结与错位,以及对事件意义的多种演绎,打破了“牺牲观念是固有传统”的认知。通过渲染军人赴死的决心,凸显其责任感和使命感,“牺牲”书写煽动了斗争的火焰,从而把忍受苦难视为奋斗牺牲的起点,构成了忍苦—斗争—圣化的链条。第三章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深入分析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对“牺牲”的书写。作家自叙国家的牺牲时启用的圣化机制,折射出民族国家的思想统制和生死观的演化,包含共赴国难的建构式牺牲、忠君义烈的效死型牺牲、博爱救世的圣母型牺牲等情形。来自交战国的中日作家,对受难主体中国军民的言说表现为“军民共赴国难”与“被弃群众独自受难”的龃龉。就牺牲的实施方式和目标结果来讲,日本作家的创作乐于拆解中国的军民团结,宣扬战死的神圣,以此为侵略的正义性做注脚。以南京攻防战为叙述重点的中国小说多指向“抗战建国”和民族解放的建构式牺牲,侧重民族认同和战胜信念的强化,构成对牺牲亡国论的回击。中国作家演绎的牺牲往往对鬼神信仰的部分做祛魅的处理,在将“抗战必胜”看作真理的同时,吸纳民族传统,宣传全民族救亡与自救的责任。欧美作家则将基于苦难而发的救世理想与宗教传统结合,强调牺牲的利他性,进而独享拯救者的荣誉。牺牲观念表达与宗教的分化,证明了“中国靠西方拯救”观念的虚妄。南京大屠杀叙事中的女性献祭故事很多时候承载的并不是对战时女性生存境遇的考量,而是对中国战时姿态的责难、对侵略的粉饰。在外籍作家的视域中,中华民族对劫难的携手承担,往往被贬抑成军民对峙、性别对立的内部冲突,继而服务于日军暴行的美化和外侨荣光的撒播。南京大屠杀的“牺牲”书写不仅需要通过诉苦激发斗争的潜能,而且还应认识到牺牲观念的集体性和民族性,以此为前提,在将“牺牲”神圣化的不同方式中做出选择。第四章解读以重庆大轰炸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探究把苦难和创伤记忆崇高化的表达方式。重庆大轰炸是日军在现代科技支持下制造的非人道屠杀。作家们以蔑视机械化暴行的态度,借由无差别轰炸描绘出人权平等、烈火重生的图景,表达了愈炸愈勇、团结一致的抗敌精神。受害者到牺牲者的转身使得大轰炸作为一个民族抵抗外侮的片段,为凝结民族国家认同蓄积了素材,构成了“牺牲”书写的环节中“斗争”与“神圣化”的相互生产。“外国人经历的大轰炸”叙事,既透露出“轰炸推动城市现代化”的文明教化和进化论逻辑,又潜藏着维护现有统治、争取国际援助的诉求,其效果满足了中外官方的期待,揭示出了战时中西方叙事的共谋关系。立足铭记苦难、反思罪恶的作品,保留了受害者应对现代暴行的身心信息,显示出人性关怀和文明检视的意愿。战时重庆大轰炸的“牺牲”书写,经由“诉苦”达成了“神圣化”的效果,展示了文学在绝望的战时处境和荒谬的现代暴行中重寻意义的努力。总而言之,战时文学的“牺牲”书写伴随着主体的不断生成,是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