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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科融合   党史   长征  

摘要： 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跨学科教育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文以统编教材《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例实施跨学科主题党史教学,围绕红军长征这一研究主题,将历史课程与多学科有机结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技能进行综合探究,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与党史教育的融合,在增强学生综合素养同时,还为中学党史教育提供了更多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 俄罗斯汉学家   乌托邦思想   谭嗣同   章太炎   孙中山  

摘要：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等近代思想家励精图治,积极谋求中华解放与强国之路,在他们的救国治国思想中不乏明显的乌托邦思想,对此俄罗斯汉学家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以俄罗斯汉学家对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的乌托邦思想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向国内学者介绍以上俄罗斯汉学家针对不同近代思想家所做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对比他们与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共性与差异,努力揭示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近代思想家乌托邦思想研究的思路、特点、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希望借助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对中国乌托邦思想作出更全面的评价,拓宽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思路,进而为俄罗斯汉学家与国内学者搭建交流平台,使他们进行深层次的学术交流与互动,由此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 胡适   新文化运动   国民性改造  

摘要： 国民性问题关系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直接影响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近代，中国面临着深重民族危机。在关乎民族危亡的时刻，先进的国人纷纷提出各种救国主张，试图拯救国家于水火。在进行了数次尝试后，逐渐意识到救国的关键在“人”，由此，如何将国民转换为近代化的“人”成为近代以来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针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个体的解放、个体权利的争取也成为这一时期“国民性改造”的主题。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是其思想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兼具“破”与“立”，不仅注重对国民性进行剖析、批判，而且对国民性的改造方案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开时代之新风气。　　胡适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从剖析国民劣根性开始。胡适深知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由来已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个体与国家的发展存在诸多危害。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极为推崇西方现代文明。在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上，胡适期望国民向西方学习，树立科学的人生目标的同时，追求“健全的个人主义”。此外，胡适强调从多种途径入手，在诸多方面对国民性加以改造。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救人”，实现人的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之前相比，在“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在于“救亡”，如何塑造现代国民是其对国民性改造的最终追求;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改造国民性的出发点在于“启蒙”，即从“人”的视角关注国民性问题的改造，将国民塑造为现代人是这一时期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在客观时代背景的约束下，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既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积极意义，又存在着诸多不足，需要进行客观的分析。总之，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在参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既有选择性继承，又有所改变、突破。

摘要：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2015年10月9日，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包括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全部为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当时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写下的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证词；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南京军事法庭调查罪证；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本文选取了其中三件档案，希望大家铭记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

关键词： 李大钊思想   联合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   大革命  

摘要：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通常称为“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建党后至大革命失败前,对如何促成革命的联合战线和壮大革命力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的联合战线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他的联合战线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释李大钊联合战线思想形成背景与早期实践。李大钊早期民主思想中就包含“联合”要素,他看重群众间的横向联合。从革命需求上看,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强大敌人是李大钊联合其他阶级的重要原因。在国共合作开始前,李大钊个人就开始了联合战线实践。李大钊的联合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持续发展,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后,他的联合战线思想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西湖会议上李大钊率先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方案,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二部分阐述了李大钊自西湖会议后至自从苏联归国联合战线思想的发展。中共三大后,李大钊对国共合作持积极态度,但亲身参加对国民党的宣传及改组工作后,他发现就连北京的国民党各团体都难以实现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国民党是很难实现的。从此以后,李大钊仅凭国民党的名义做国民革命运动,而不愿意去创造一个“大联合的国民党”,对中共在联合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因此,李大钊在联合战线实践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北方党部的控制权,努力实现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三部分总结了李大钊自苏联归国后至牺牲前对联合战线的观点。李大钊在此期间认为必须保障联合战线的广泛性和统一性,广泛性要求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中来,统一性就是要斗争有叛变革命倾向的右派,让联合战线统一在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此,李大钊一方面积极同国民军将领联络,构建反奉军事联合战线,另一方面则通过连续的群众运动增强北方的革命声浪,在过程中增加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此外,李大钊努力瓦解国内国际反革命阵线,为国民革命军的推进做出贡献。第四部分归纳李大钊联合战线思想与实践的鲜明特点和历史贡献。鲜明特点方面,李大钊在遵循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合理地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史贡献方面,李大钊的联合战线实践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前进,提高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意识,积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

关键词： 具身   黑色旅游   黑色旅游者   道德体验   黑色旅游体验  

摘要： 黑色旅游目的地承载的暴力、死亡和灾难等“黑色”的元素,为个体提供了反思道德的空间,黑色旅游是道德交流的重要空间。在该空间下,在黑色旅游情境下的游客就道德问题协商、展开道德交流、重新配置和发展道德(Sharma,2020),外界情境、身体会对道德体验产生影响(殷杰和张祯,2018),那么情境、身体与道德体验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本文植根于中国文化背景和道德传统下,运用具身理论,通过感官民族志和用户生成内容、留言簿三种方式收集数据,综合使用叙事分析、内容分析和主题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数据,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探究具身视角下国内黑色旅游者的道德体验。论文分为共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首先论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其次梳理了已有的国内外学术文献,包括黑色旅游与黑色旅游者、黑色旅游与道德、具身与道德体验三个部分,最后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二章为研究设计,在第一章绪论的基础上,第二章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目标,说明研究对象及案例地确定原因及结果,确定所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并说明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的适配性。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技术路线图。第三章为数据的获取与分析。首先说明在本研究中经过访谈、用户生成内容、留言簿三种数据收集途径的获取和筛选情况。其次,对筛选后的数据进行预处理。最后进行数据饱和检验及三角验证。第四章为本文的数据分析。第四章首先主要是通过叙事分析对比实地和非实地体验的道德体验差异,发现有无实地体验的道德体验在道德事件的获取方式、移情参与和感知上存在差异。通过主题分析和内容分析,可知道德体验主要以自我沉浸和他者代入的方式构建,道德体验主要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批判、道德反思三个主要内容。第五章为本文的结论与讨论部分,包括研究结论、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首先,本文研究结论主要如下:(1)无实地体验产生的是道德体验基础,即道德意识。实地体验情境下加强、修正原有的道德体验基础。(2)身体作为黑色情境和道德体验的中介。身体主要以视觉感官、综合触觉、运动觉、听觉等多感官获得的道德体验,道德体验反过来调整身体活动。(3)身体、道德体验、黑色旅游情境处于互相刺激和不断循环中,并给出具身视角下黑色旅游者道德体验框架图。其次,结合研究结论给场馆管理方展陈设计、产品开发、服务三个方面提出管理建议。最后,从研究程序、研究对象的选择、案例地的选择三个主要方面总结了本文的研究不足并提出未来展望。

关键词： 第三次英缅战争   大博弈   英中同盟   赫德   欧格讷   《缅藏公约》  

摘要： 本文对1885至1886年间中英两国因第三次英缅战争产生的外交交涉进行研究。学界一直从地缘政治和开拓市场两个角度诠释第三次英缅战争的起源,但并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本文揭示了战争起源中经济层面以外的中国因素,即在“大博弈”背景之下,英国保守党人以吞并缅甸作为建立印中贸易、组建英中同盟的第一步。同时,该计划也促使法国势力西进缅甸,助推了战争的爆发。 英国上述战略构想与舆论氛围使伦敦在交涉初期十分重视中国想法,一度放弃吞并缅甸,准备与中国进行友好协商。然而,“在地外交官”驻华代办欧格讷的观察和判断帮助伦敦做出吞并缅甸的决定。 清政府为了虚名放弃实利是学界对于此次交涉的成论。然而,本研究发现,尽管英国在吞并缅甸之后强烈希望与中国友好善后缅甸问题,但坚决反对将八莫让与中国。谈判开始之前,公使馆为北京制造了不切实际的心理预期,亦影响了谈判的进程。在与保守党政府的谈判中,公使馆的主张并未能实现。 自由党政府上台后继承了保守党政府的缅甸政策,但改变了原有的公事公办的态度,为此后双方达成一致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清政府对公使馆的边界方案困惑不解,其搁置争议、灵活谈判的指示亦受到公使馆的反对,最终决定召回曾纪泽,谈判中辍。 1886年5月底,清政府决定以缅甸问题让步换取英国取消入藏使团,谈判恢复。此后,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签署了《缅藏公约》。 本文对此次中英交涉的研究不仅对有关第三次英缅战争起源的讨论有所贡献,更有助于深入理解英国对华认知,明晰“在地外交官”与“在地专家”在英国制定对华政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重新思考晚清公使馆外交。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思想   东西文化问题论争   新文化运动   唯物史观派   东   方文化派  

摘要： 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结果,最终观点凝结在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的文本群中,其思想孕育很大程度上受到了1919-1924年间多次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影响。1919-1924年时值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新思潮运动所带来的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引进,尊孔复古运动与西方思想界“东方文化热”的双重影响,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爆发了一系列不同形式、不同立场、不同规模的论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从新文化人向唯物史观派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并在东西文化问题论争中逐步从对旧文化的改良与新思潮的引进转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民族性问题审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思想也在该阶段得以提出并加以思考,并在论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观点雏形与探索趋向。东西文化问题论争涉及多个不同文化视角、不同文化派系、不同思想维度的论争,其主要针对文化民族性问题中的“新旧”与“东西”两个维度的相关问题:关于“新旧”,前期新文化人提倡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驳斥文化复古派的错误观点;后期以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学者辩证批判“整理国故”运动。关于“东西”,前期陈独秀与杜亚泉以《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为阵地发生笔战,对于文化调和主义进行了批评;后期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形成联合战线与东方文化派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派”和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爆发了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争。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孕育在该阶段得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进行了观点的评述与驳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民族性文化观。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论依据,运用历史研究法与文献研究法,对1919-1924年间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东西文化问题论争进行了历史场域的还原,以此探究在该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思想的蜕变与发展过程,进而提炼出新民主义民族性文化思想孕育过程的阶段特点与观点趋向。

关键词： 黄兴   政党中心主义   同盟会   国民党   “二次革命”  

摘要：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是章太炎于黄兴逝世后为其撰写的挽联,亦是对其一生功绩和地位的最高赞誉与评价。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黄兴从踏上革命道路之初便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作为自身使命和责任。近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呈现“双弱”格局,两者皆无力承担解决危机、重建秩序的任务。政党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力量被发现,以政党作为中心来聚合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国家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黄兴正是遵循着这一思路来开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故而本文以政党中心主义视角来探究黄兴在同盟会、国民党及“二次革命”后等三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及其演变。首先,探究黄兴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主要包括“历史情境”和“生存情境”,前者指黄兴政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如“全面危机”来临,国家和社会“双弱”,重建秩序、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任务;西方先进政治思想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为新知识分子们普遍接收和吸纳;思想界对传统“朋党”和“群”文化的扬弃,以及伴随而来的新政治团体大规模涌现等。后者指黄兴个人早期的政治社会化,如接受传统儒家圣王思想和湖湘经世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以及留学日本的经历,“洪杨革命”、“庚子事变”、“自立军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黄兴个人气质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小结部分则结合前述,分析指出黄兴如何在多重影响下走上政党中心主义道路。其次,分别探究黄兴在同盟会、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三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也即其政党中心主义的萌生、发展及弱化。主要从政治使命、组织建设和党政关系三个方面展开。(一)政治使命:同盟会时期主要以领导反清革命、建立民国为主;国民党时期以主导民国建设、重整国家和社会秩序及为民谋利为主,包括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因政为党、实现国利民福;“二次革命”后表现为谋求维护共和、改革政治,包括发扬“平等自由主义”政治原则与申明改革不良政治之使命。(二)组织建设:同盟会时期重在反满革命,因此政治纲领的宣传侧重极端的民族主义,同时重视组织扩展及巩固;国民党时期重在建设,因而侧重民生主义观的阐发,以及政党道德建设;“二次革命”后重在反袁,所以强调加强组织净化与团结,分辨“民党”与“官僚派”,呼吁民党联合,组织统一战线。(三)党政关系,即政党与国家及政权间的关系:同盟会时期党政趋于融合,主张由同盟会主持建构新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同盟会为中心建立和执掌新政权,政党主导性逐步加强;国民党时期党政高度一体化,国家嵌入政党,政党完全渗入国家政权与政府中并起着绝对核心作用,政党统筹国家一切建设,建立国民党内阁以执掌政权和控制政府,主张“一大政党”观、反对两党制及倡导大党主导下的党派协商合作关系等;“二次革命”后党政趋向分离,政党的辅助性功能更浓,突出国家的首要性,主张政党须以国家为前提和导向,弱化政党对政权的掌控和巩固作用,强化宪法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历经民初政党运动的失败,袁氏反动,及党内自身的分歧和离散,这一时期黄兴对党事已略感失望,重视程度不复从前,其政党中心主义倾向有所退变。再次,探究了黄兴政治思想的演变逻辑。通过纵向比较黄兴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分析其政治思想中变化和延续的内容,即“变”与“常”。“变”体现在政党中心主义表现程度前后渐变、革命主张由激进日趋稳健;“常”体现在革命民主精神一以贯之、共和救国目标矢志不移、伦理道德取向从始而终、政党中心主义思路总体延续。最后,从历史贡献和局限性对黄兴政治思想进行评价。其政治思想的历史贡献体现在:为解决全面危机和救亡图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指导;为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政治组织建设及良性政党关系维持作出积极尝试。而局限性则表现为:低估了复杂环境下进行制度移植所面临的阻力、道德伦理色彩过于浓厚、思想主张与实践存在相悖之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