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献中心 更多>>

摘要：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给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榜样。1918年春夏间，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的成功，表达了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往。1924年1月，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正值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向大会提出了《哀悼列宁提案》。2月24日，孙中山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追悼列宁大会，视列宁为同志，称赞列宁为“国友人师”。

关键词： 上海公共租界   治外法权   华人参政   明国时期  

摘要： 正值迎接国际法权调查委员会来华，北京政府积极筹备司法改良以废除治外法权之际，乐志华在捕房被刑讯受伤案在上海公共租界发生。1923年2月5日，宁波人乐志华因与主人性格不和，向洋主辞工，却被带往虹口捕房后被控偷窃钱财，由六名捕房成员（主使为两英探）负责审讯，审讯期间乐志华遭受刑讯。其中捕房人员为查找赃款带乐志华出捕房三次，第二次是去往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张元济家中，旧主张元济得知后，依托自身关系网知晓乐志华无端被诬，且身体遭受重大伤害，决心为乐志华伸冤。但他个人之力微薄，因乐志华为宁波镇海人，于是张元济求助于在上海实力雄厚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同乡会随即发起舆论，联合其他华人团体展开了维护乡人权利和争取市政管理权，甚至废除治外法权的运动。但在司法维权中，受制于市政管理权控于外人之手，工部局与捕房对涉案西捕的不利证据进行隐瞒，最后诉诸司法失败，涉事捕房成员均无罪，但乐志华确在捕房受伤。乐志华审判结束后，中西方均要求工部局对乐志华捕房受伤和捕房问供方式作出回应，为平息事态，工部局对此处理措施为：撤职涉案捕房成员、赔偿乐志华、与改良警政。但这些做法不能使华人社会满意，华人团体借华人顾问委员会向工部局提出“华董入局”和华人监督牢房的要求，但工部局进行强硬驳斥。　　乐志华控西探苛刑案是新兴的中间组织对拥有市政管理权的一次努力，也可以被称为争取华人参政的继续。尽管争权失败，但这是华人顾问委员会下华人突破咨询、建议权的一次尝试;华人团体，特别是各地旅沪同乡会也进一步联合。中共的舆论介入也将乐志华案提升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高度，乐志华案还成为《向导》周报的“反帝”媒介记忆，为北伐战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 国民党   宪政会   康有为   梁启超   黎元洪  

摘要： 在清帝逊位之后，康梁放弃虚君共和的主张，以“国民党”名义重组海外党众，争取政党政治的主动性。海外各埠党众接令后反应不一，既有积极响应以符合民国肇建的政治趋势者，如澳大利亚悉尼党众，又有反应迟疑、改组不顺者，如加拿大温哥华总会。总体而言，康梁重组国民党以挽救海外党务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且在国内发展党务时仍坚持海外、海内两分的组织形式，未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整体，导致各行其是，甚至梁启超回国后新组的进步党亦有侵夺海外国民党党众之势。随着革命派亦以“国民党”之名竞逐国内政权，康梁一派的“国民党”落寞退出历史舞台。

摘要： 孙中山博览群书，在他看来，古今中外的书籍是为现实需要服务的，凡是有助于革命事业的书籍，无不藏之、无不读之。孙中山早年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社会财富分配平均，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孙中山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必全部效仿外国，要根据国情，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摘要： 仲夏时节，我驱车从贵阳出发，一路穿越高原的崇山峻岭、乌江的湍急江流，终于在黄昏时分到达遵义。此刻，车窗外暴雨如注、雷电交加，似乎在向我诉说遵义不同寻常的历史风云。次日一早，我便赶往遵义会议会址。街道两侧的路灯上挂着鲜红的中国结，一如当年红军整齐壮观的队伍。步行约15分钟，我便到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会址。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阐释。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2019年4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4次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4月20日)。他从四个方面做出缜密的科学规划和部署,其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的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本文以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和爆发地的北大红楼为重点,参阅北京大学校史有关资料、老北大人的回忆及近年发表的《北大红楼历史沿革》等研究成果,剔抉爬梳,择要钩沉北大红楼与五四运动少为人知又较有分量的若干史料细节,以期有助于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民主政权建设   三三制   财政经济建设  

摘要：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得到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的抗日根据地,它的创立和发展不仅对于当时我国的抗日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以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范例和理论渊源。从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县成立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府在政权建设方面所采取的探索措施是根据战争形势和根据地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当时八路军进驻山西和国民党军队片面消极抗战导致太原失守的历史背景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坚持“三三制”的原则,建立起边区政府的区县村三级政权,吸收社会各个阶层参与民主政权建设,既扩大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群众基础,而且也有利于根据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次还注重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减轻根据地群众的经济负担,使得群众能够安心发展生产和支持根据地发展;然后还注重根据地的教育文化建设,坚持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提升根据地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并采取多种方式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处在艰苦卓绝抗战时期的根据地群众提供了坚定的思想力量;再后建立了一支高效廉洁的根据地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优秀而又专业的人才,为根据地的长期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员基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不仅在当时成功塑造出了一个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样板,而且也为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有一定意义上的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中体西用   张之洞   西政   政教关系  

摘要： “中体西用”一度是晚清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思想典范，却在后来遭遇冲击乃至被认为失效。甲午前的“中体西用”说主要是为处理中西学间关于教、艺二者的关系。“西艺”为用，“中教”为体，二者有着相对清晰的界线。甲午后“西政”知识大规模的进入，则冲击了体与用的分界。张之洞在“用”上主张“西政为要”，在“体”上却又拒斥“西政”中的民权、自由，体现了“政”和体用框架的紧张。张之洞的批评者也觉察到此问题。保守的简朝亮和趋新的何启、胡礼垣都承认“政”的重要性，却批评张之洞割裂体用；杜亚泉虽能分享区分中西体用的看法，但批评张氏不当视“政”重于“艺”。究其原因，中西不同的政教关系使“政”具有介于体用之间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挑战了旧有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框架，使近代“中体西用”典范受到冲击。

关键词： 康有为   梁启超   袁世凯  

摘要：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关键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   传统文化   历史经验  

摘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系统地阐述了“两个结合”这一科学内涵。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内涵的一次升华。事实上,尽管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的理念,但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引入中国开始,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就自觉地对其进行了许多探索,并为其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定的国情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的状况,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也在历史的更迭中交出了精彩的答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形势下,新的时代任务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逐步变成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另外,在此之前,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结果,形成了系统性的学术体系和理论。因此,本课题将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其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启迪。以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研究对象,探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俄国十月革命后,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论文的内容由五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对本论文研究的研究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总结出论文的理论创新及研究意义,并且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做出科学界定。主要分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转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将中华优秀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历史进程。第三部分概括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主要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第四部分在总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深入贯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重大目标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