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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后来的革命胜利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精神食粮”——报纸因素外，决不能忽视其中所具有的人为因素的影响。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陕北人，贾拓夫是陕西省委和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最终落脚陕北的决策，起到了引领、牵线和衔接的作用，最终为中央落脚陕北及此后的通篇谋局奠定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基础。

关键词： 赋权理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社区认同培育  

摘要： 自党成立以来,一直进行着社区认同培育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政治上建立工农兵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土地革命、在文化上进行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使得人们迅速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权利,促进了人们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及相关社会福利,激发了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推动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建设,赢得了群众的真心认同。这些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后培育社区认同。本文以社会工作赋权理论为研究视域,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研究对象,以社区认同培育为探析目标,采用历史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梳理井冈山革命历史资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社区认同培育进行了具体分析:一是从价值理念方面分析,它主要表现为助人自助、重视人的潜能、最小伤害、非歧视性等方面;二是从工作角色方面分析,它主要体现为组织者、教育者、使能者、服务者等角色;三是从内容方面进行分析,它主要表现为思想、行为、情感等方面培育;四是从方法方面进行分析,它主要体现为个案赋权法、小组赋权法、社区赋权法。以史为鉴,察往知来。我们加强对历史的学习,就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很好的启迪。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系列社会改造和社会变革实践,为新时代社区认同培育及其社会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第一,党的领导是培育社区认同的根本保证;第二,服务居民是培育社区认同的根本宗旨;第三,文化引领是社区认同培育的根本途径;第四,调查研究是社区认同培育的根本方法;第五,系统思维是社区认同培育的根本思维;第六,赋权理论是社区认同培育的适用理论。

摘要： 青岛康有为故居是青岛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座重要人文殿堂，纪念馆中珍藏多幅康有为晚年时期巅峰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甲子六月领得青岛德国旧提督楼》《乙丑夏五月重还青岛喜赋》《丙寅七月偕愚勤仁兄游崂山明霞洞口占》《南生北来行书》《谁识婆伽婆行草》等。康有为与青岛结缘极深，可谓情有独钟，将青岛视为人生归宿。

关键词：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中体西用”   体用观  

摘要：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由张之洞主稿、刘坤一领衔上奏朝廷,包括育才兴学、整顿中法、采用西法三折(以下简称为《变法三折》),它们看似彼此独立,实则紧密相联。《变法三折》思想是在清末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当时主张“中体西用”的呼声日渐高涨,“中体西用”因而也成为了《变法三折》的思想核心。《变法三折》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多重要领域提出了许多变革主张,这些变革主张的背后,蕴含着张之洞、刘坤一等对中西思想文化的基本看法,即“中体西用”。《变法三折》从理论上搭建清末变革的思想框架,成为清末新政的指导大纲和理论基础,促进了清末新政的启动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末近代化的进程。 《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变法三折》“中体西用”变革思想产生于清末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因而晚清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环境构成了《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的时代背景。同时,《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洋务派的“中本西末”、“中道西器”、“中主西辅”等思想,以及《劝学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阐发。从哲学视域来说,《变法三折》的“体用”关系以“中体西用”为核心。其“中体西用”的体用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既紧密相联,又从属于近代中国哲学,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在内的体用关系问题。《变法三折》“中体西用”的体用关系是“中学”与“西学”的结合,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其体用观的核心思想与特点的体现。 《变法三折》政治与司法上的“中体西用”思想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中国传统德法为“体”与近代西方政法为“用”的体用观;二是国家政权的变法不变道相结合、政治制度的礼法合一、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司法相结合的政法体用观的方法论意义,三是立足中国传统、引进西方法律、倡导法贯中西、主张司法变革的政法观的特点,通过《变法三折》中政法体用关系及其方法论原则的阐释以揭示晚清政法制度的弊端,也阐明以“中体西用”为方法论原则是稳政局的关键。 《变法三折》教育与军事上的“中体西用”既体现“圣道”与“器道”、“育才兴学”与“鼓励游学”、“办军事学堂”与“西法练新军”的体用关系,又从哲学视域彰显“卫道”与“创新”的“二律背反”、“罢废科举”与“厘订新学制”的二重性、“广军实”与“练外国操”二者并举等方法论意义,还反映“体”与“用”矛盾的贯通、“中学”与“东学”对立的融通、中国近代军事“中体西用”形成等特点。 《变法三折》“中体西用”在经济上的体用关系主要体现在“儒学为纲”与“广兴实业”、农业与工商业、塞漏裕民与轻本稳利三个方面。为了处理好经济“中体”与“西用”的相互关系,《变法三折》中对经济体用关系进行了巧妙处理,以工商合一的经济价值观、农业与工商业结合的结构观、夺外人之利以塞漏裕民的经济利权观为经济观的核心内容。《变法三折》变革经济的主张以“中体西用”的经济观为中心,其方法论原则既从哲学上体现体用不二与体用合一的体用关系问题,又反映《变法三折》“中体西用”经济体用观的合理性。体用合一的经济合理性就是以“以农为本”为“体”与“振兴工商业”等实业为“用”的产业结构观,这种经济产业结构的体用合一改变了传统经济体用关系,并赋予这一体用关系新内容以承载《变法三折》变革经济的“中体西用”思想。 《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理论上它为清末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教育、军事等方面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振兴工商业”、“育才兴学”、“广派游历”、“广军实”等实业建设主张,从而为“清末新政”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变法三折》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近代制度的发展,当然,《变法三折》体用观难以跳出当时的局限,在变革中亦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

摘要： 红十八师，这个在中国工农武装斗争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创造过骄人业绩、闪着耀眼光芒的英雄部队，与湘西龙山有着不解之缘。红十八师因龙山而英名彰显、青史永传，龙山人民与红十八师携手战斗结下的深厚情谊、凝聚的红色基因、铸塑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薪火相传，成为新时代龙山人民奋勇前进的不竭力量。深化对红十八师革命历史和苏区人民担当奉献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教育，全面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 1938年，毛泽东连夜撰写《论持久战》。《论持久战》全篇二十一部分一百二十段，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并从全国的战略全局出发，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而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摘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以振兴中华为革命最高宗旨，在艰苦奋斗的革命途中，孙中山为建设中国，提高革命党人的思想认知，于1918年完成《孙文学说》一书，通过举例来说明知行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表达了“知难行易”的多重含义，这对后人对认识论的认识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反映了孙中山一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后，孙中山主张建设，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

关键词： 《论持久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摘要： 毛泽东在1938年5、6月份创作出《论持久战》,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诸多问题的基本看法。这篇文章可根据对抗日战争不同问题的分析和回答从结构上划分为七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则包括阐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合理设想中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明确抗日战争的崇高使命和两个不同目的、鼓励全国军民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等。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解答抗日战争相关问题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这两种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运用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系统论述过的哲学思想分析抗日战争创作出了《论持久战》。因而这部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通过他对抗日战争的相关分析得以体现。毛泽东对如何认识抗日战争等问题的解答,体现了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人类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规律、“自觉的能动性”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对如何进行抗日战争等问题的回答,体现了矛盾特殊性原理、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相互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相互转化、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一哲学思想首先指导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这一民族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做了准备;此外,《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这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深化的出发点。就当代价值而言,《论持久战》中哲学思想对分析和处理当前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湖南留日学生   清末新政   地方意识   明德学堂  

摘要：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留日学生的地方意识表现较为突出,一方面创作数篇湖南地域性强的著作,形塑湖南形象,赋予湖南以救国责任,另一方面高频召开湖南同乡会活动,形成以乡缘为核心的人际网络,学成归国后又对中国尤其湖南地区产生影响。以清末新政时期(1901至1911年)在日留学的湖南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侧重湖南留日学生群体在日活动及返湘后的社会活动,探究该群体在该时期的社会活动及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地方意识,而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相互缠绕,前者是其以乡缘为纽带开展相关活动的基础,后者则作为精神内核和价值依归贯穿于该群体学生生活及社会活动的始终。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积极响应留日政策,派遣留日学生数量位于各省前列,费别以官费为主,自费次之。所学专业在新政前期多集中于师范、军事及实业,新政后期则多习法政等。在地域分布上呈现以长沙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趋势,也对湖南留日学生归湘后的地域分布产生了影响。 在异国环境下,湖南留日学生对民族危亡的感知更为强烈,又以传统的乡土情结为依托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在留日期间充分利用湖南历史资源,将省份意识与救国责任结合起来,撰写《新湖南》《湖南少年歌》等多篇以湖南人为演说对象的救亡文章,同时形成省、州、府等各级同乡会,以同乡会等地域性强的团体为主要活动单位,对内解决在日求学面临的资金等问题,形成互相帮助的人际网络,对外维护湖南形象,关心湖南时局,呼吁家乡所在乃至湖南加快新政步伐,通过创办刊物、建立编译社来向湖南乃至全国传播西学知识。 出于家乡依恋感和归属感,较多湖南留日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湖南,活跃于湖南各界,促进新政各方面发展。以教育领域为例,湘潭留日学生胡元倓创办的明德学堂仿照日本庆应义塾,培养新式人才,师资延聘以湖南留日学生为主,亦与湖南当地士绅形成较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学校发展。

关键词： 孙中山   唐继尧   二次护法   西南政局  

摘要： 孙中山与唐继尧关系之演变，是影响二次护法及西南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1921年2月唐继尧被部属顾品珍驱逐出滇，直接置身于孙中山在两广的护法事业，成为各方瞩目的关键力量。孙中山争取唐继尧，对其未来回滇复权许以重诺，意在邀唐所部滇军合作北伐；然因陈炯明反对北伐，支持并促成唐继尧“二次回滇”，造成广西滇军主力未能加入北伐序列，愿意北伐的顾品珍反而败亡。孙、唐关系之演变直接造成孙中山北伐计划的落空和二次护法的顿挫，并间接影响到后来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和依靠对象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