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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青海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千百户制度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和实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治理实现一体化的关键。根据中共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应遵循的“慎重缓进”“稳步前进”原则方针,青海省以《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部立法为遵照,以“探索推进”“全面实施”“完善发展”三大阶段为划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建政实际情况,以及旧制度和政权组织影响程度、各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情况、游牧地区藏族同胞成分占比情况、各民族分布聚居情况等,审慎对待新旧政权过渡转接问题,有序稳步推进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关键词： 民族联邦制   民族问题   苏联解体   national federalism   national problems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摘要： 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一个以民族共和国为单元的联邦制国家。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每个国民确定了“民族”身份，在随后推行的“民族化”过程中，在三个重要的方面使“民族”得以加强：推广使用民族语言，创建民族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群体，并正式地使各传统族群以国家形态实现组织化。1991年苏联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突然自行解体，此后，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便成为各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梳理了苏联联邦体制成立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苏联推行“民族化”的各项举措和长期维系苏联统一的重要纽带，以及这些纽带是如何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社会运动中被一一斩断，最终导致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碎成十五片，给全世界的民族研究者开启了一个需要认真破解的魔盒。

关键词： 国家监察委员会   立法权   立法事项   范围界定  

摘要：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与地位已经趋于完善和稳固，完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相配套的监察法规体系也已经成为监察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唯一的法定监察法规立法主体已毋庸置疑，但当前我国有关立法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事项范围的规定仅限于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中所规定的“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监察法规的事项”和“为履行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的职责需要制定监察法规的事项”两类。2023年3月13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也仅是在附则中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享有监察法规制定权，并未对其事项范围作出具体规定。揆诸实践，现有规定中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事项的规定显然不足以满足监察工作的实际需要，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因界限不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也就难以达到规范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权行使的预期效果，因此要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事项范围予以明确。　　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事项范围需要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出发，对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以及监察事项范围的特殊性进行剖析。不仅如此，通过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事项范围的现状进行分析，结合现有法律规范对监察法规事项范围的规定，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事项范围所存在的问题:在制定依据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与201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规定不一致、立法事项范围的依据难以确定问题;在界定标准上，存在监察法规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界限模糊、越权立法问题难以界定问题;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现有规范对监察法规具体事项范围规定模糊、立法实践中的立法事项范围混乱问题。　　完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事项范围，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第一是对监察法规的制定依据予以明确，第二是对监察法规事项范围的界定标准进行完善，第三是对监察法规事项范围的具体内容予以完善。

关键词： 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权下移   县级权力机关  

摘要： 《立法法》制定以来历经两次修改,均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地方立法主体范围或者立法权限范围,呈现出地方立法权逐步下移的趋势。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要建立在行使地方立法权的主体进一步扩大至县且县级权力机关能够承接立法权的基础之上。本文以上述背景为基础,探讨立法权继续下移至县级权力机关的可行性。 首先,讨论立法权下移至县级权力机关的必要性。一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在基层依法治理的基础上,这是催生县立法权的主要动因;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基层作为改革的关键,必须通过法治引领和推动改革;三是省直管县改革也迫切要求县具有立法权;四是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县级政府为其提供稳定的法治环境。其次,探讨立法权下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一是地方立法权的发展呈现逐步下移的趋势,县享有立法权是顺应该趋势的发展;二是人民主权、纵向分权和宪法试验精神为县享有立法权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三是在制度层面,我国人大代表制度设置和《立法法》给予了立法权继续下移的空间。同时,我国也一直在探索县级权力机关立法,其中自治县和广东是最为典型的实践探索,无疑为县级权力机关立法开了口子,立法权下移至县级权力机关并非一蹴而就,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设区的市与县的立法权限重叠、地方立法权滥用、立法能力不足、审查制度面临挑战等。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必须澄清一个问题,也即立法权继续下移并不会影响我国的法制统一,在此基础上再讨论立法权下移的基本思路和准备,设区的市和县之间的权限划分具备经济、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等现实基础,同时我国可以在广东的基础上继续推广县立法试点工作,为后续权力下移积累经验,县级权力机关也应做好承接立法权的思想准备,保证接得住,用的好;第二步则是立法权下移至县级权力机关后的具体制度安排,尽管立法权下移是大势所趋,具备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立法权下移至县级权力机关仍需清晰厘定权力行使边界、强化人大主导立法并推进多方主体参与地方立法、建立健全立法监督机制,如此才能保证县级权力机关能够平稳承接地方立法权并充分发挥立法权的作用。

关键词： 刑事诉讼   权力分工   权力本位   权利本位   司法民主   criminal procedure   division of powers   power standard   right-based   judicial democracy  

摘要： 全国人大已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本届人大的工作规划之中。作为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约束诉讼主体行为的基本法律，应该明确刑事诉讼中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同时也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确立的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指导原则，具体表现为公检法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力的集中本位及其分工的相对性。新时代应该发展刑事诉讼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顺应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时代潮流，以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自洽，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

关键词： 基层治理   立法权限   基层治理立法事项   类型化  

摘要： 为迎合地方立法需求,中央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基础下,开始适度放权。2023年《立法法》修改第81条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事项进行了扩充。这条规定将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由“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扩展到“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方面。这一做法,将“基层治理”提升到立法高度。然而,中央只对“基层治理”做出了概括的立法授权,法律也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基层治理”。这种模糊的权限范围不仅抑制了设区市立法权的发挥,还会增加设区市越权立法的风险。本文旨在通过对“基层治理”进行规范阐释的基础上,探究其在地方立法实践中的制定情况,以期能形成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类型体系,为全国设区的市基层治理立法提供经验和借鉴。全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围绕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动因以及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功能定位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从三个方面分析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动因,一是围绕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历史动因进行分析;二是围绕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政策动因进行分析;三是围绕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经济动因进行分析。其次,从依据功能、试点功能、区分功能、融贯功能对基层治理立法权限进行功能定位。综合揭示了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演变的基本逻辑。 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规范阐释进行分析。第一,通过文义解释明确基层治理和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概念,再运用体系解释比较其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这三类事项的区别。第二,本着“不抵触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从效力范围和事项内容两个角度明确基层治理立法权限应当恪守的法律界限。主要从立法效力即不得违反宪法规定与法律保留事项、立法合法性即不得突破上位法规定、立法实践即确属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三方面对基层治理立法权限进行法律界定。 第三部分,主要对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的事项进行类型化研究。根据基层治理立法事项的核心特征,民生清单的事项类型以及所援引的上位法,在功能最适当原则的指导下,收集2023年立法法修改之后全国范围内设区市新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和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差异所选取的四省:辽宁省(东北地区)、广东省(东部地区)、山西省(中部地区)和陕西省(西部地区)设区的市基层治理立法实践样本,结合实证分析方法,将基层治理立法事项根据学理和实践两个标准归纳为:基层政权组织治理事项、基层经济发展治理事项、基层民生服务治理事项三类,并对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化。

关键词： 日本陆军   征兵制   山县有朋  

摘要： 日本陆军征兵制受到陆军创建者山县有朋的重大影响。山县有朋是陆军与统括地方自治的内务省的代言人，近代日本军事制度和自治制度皆由山县一人创制，是近代日本的特点。这一特点是日本军国主义社会基础形成的原因，在阐明军事制度与自治制度之间的相关性上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阐述近代日本征兵制的产生及其性质，以揭示与其基础——自治制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军事和自治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了解日本陆军对一般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另外也揭示了军事史的研究积累不仅在解释政治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同时各个领域的成果也为军事史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 特殊立法权   主体再扩容   正当性   运行机制  

摘要： 我国的立法体制是在长期实践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立法权作为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经济特区，其设立具有“先行性”和“试验性”的特点，现在已逐步拓展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和上海浦东新区等地方，特殊立法权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在“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指导思想下，出于深化改革和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应当对特殊立法权的主体进行再扩容，将特殊立法权作为改革发展的必要手段授予其他地区，比如东北地区、革命老区和陆地边境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充分发挥其引导改革和保障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我国立法实践中虽然有较多的特殊立法授权行为，但未能及时对其进行理论和体系上的总结与提升，未形成完备的运行体制，需要通过特殊立法权的主体再扩容为特殊立法理论和体系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依据，使其上升为完备的立法理论与立法机制。　　对于特殊立法权的主体再扩容问题，首先需要剖析出其深层理论逻辑，应从概念厘定、发展历程、现行框架等维度对特殊立法权本身进行审视，为特殊立法权的继续存在及主体的进一步扩容奠定理论基础与历史基础，但是也应当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目前并未形成针对特殊立法权的规范化体系，现有立法体制不满足其他地区的发展需求和国家立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需求等。因此，可以通过特殊立法权的主体再扩容将特殊立法权的“特惠”范围扩大，既能进一步巩固特殊立法制度的试验成果，促进特殊立法制度的规范化、常态化，又能推进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于特殊立法权主体再扩容的正当性，可以从规范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两个角度进行论证。对特殊立法权主体再扩容的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注重实践应用，具体体现为特殊立法权主体再扩容的运行机制，可根据主体划分为授权体系和行权体系。特殊立法权作为我国立法体制的特殊组成部分有其独立的运行机制。不同于一般的地方立法权，地方行使的特殊立法权直接来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地方经授权后通过制定关于某些特定领域的特殊立法规范来行使特殊立法权。此外，特殊立法权的顺利运行离不开适用和监督制度等配套机制进行支撑与保障，减少法律冲突与立法矛盾，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 完善，更具统一性和权威性。　　本文结合东北地区进行分析，将东北地区作为再扩容主体之一，探求特殊立法权作为一种可以进一步激发东北等地区可持续发展活力的路径所具有的可行性，既能促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顺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能促进国家立法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地方自治  

ISBN: (纸本)9787576419030

摘要： 本书在总结大亚湾区自治规范修订与规范运行试点工作基础上，展现大亚湾区自治规范修订和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