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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立法实践   立法权限  

摘要： 2015年《立法法》赋予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并限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三类事项内,高度概括但具体内涵与外延却不明确,这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也给地方立法实践带来了权限上的困扰。本文收集整理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两年半的实践情况,对其权限范围及权力运行进行讨论,并针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几个突出问题给出完善建议,以期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能准确行使、有效落实。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尝试理清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理论研究脉络;接着统计总结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行使情况;在此基础上阐明其立法所存在的问题及分析原因;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完善地方立法机制提高地方立法能力、出台立法解释适当扩大其权限范围、转变立法观念突出地方特色等。

关键词： 设区的市   立法权   立法权限  

摘要： 设区的市立法的范围依据修正后的《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界定,但是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界定包括其与上一级地方立法权的界限、与常委会立法权的界限。

关键词： 设区的市   立法权   立法机制  

摘要： 设区的市立法规范能够促进法制建设水平的提升,推动法律作用的发挥,为城乡建设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等方面各项工作的科学处理提供相应的支持。本文对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立法机制进行了研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对立法权的权限范围、意义以及设区的市立法机制的建设措施加以解析,希望能够为设区的市立法权界限的明确和立法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加快法制化建设进程。

关键词： 中华民国   福建省参议会   代议制度   地方自治  

摘要： 中国近代的民主代议制度,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其发展在封建势力和军阀割据的压迫下,长期处于一种曲折发展的状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成立前福建省民主代议制度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阶段---福建省参议会,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先后历经了福建省咨议局、福建临时省议会、福建省议会、福建临时政治会议、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和福建省参议会,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将各省临时参议会逐渐升格为参议会,各省市参议会相继筹备与召开,在此背景下,福建省参议会于1946年3月成立,至1949年8月为人民政府接收,宣告终结,时间长达三年半,共召开六次大会。本文研究对象为这一时期的福建省参议会,对其进行整体审视,从多个方面展开讨论,回顾福建省参议会在三年半时间内的运作,通过自身分析,于论证中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福建省参议会成立的背景、筹备过程、参议员选举,机构和主要职能等,第二部分探讨了福建省参议会参议员的构成,第三部分记录了历次大会的召开和提案情况,第四部分介绍省参议会运作中的部分问题,包括了副议长选举的风波,监察委员选举等问题,内部激烈派系和地域斗争等。余论则对福建省参议会作出总体评价。本文的观点认为,福建省参议会的法定职权,相较抗战期间设立的福建省临时参议会,有一定的扩大,其选举方式也较临时参议会进步,民主性得到了提高。但是,福建省参议会的角色,仍旧是咨询机构和参政议政,缺乏类似于西方民主议会的独立性。且参议员位置多为国民党和地方派系把持,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其内部派系斗争,对反对国民党当局统治,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立法权   地方立法   法制统一   备案审查   中央与地方关系  

摘要： 立法权不论是在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中都是重要的国家权力,对外而言,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而对内部来说,立法权也能被视为一种治理的权力,根据享有和行使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我国疆域辽阔,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每一个地方都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和人口情况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差异性也导致地方利益、地方问题和地方治理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地方主体对地方性事务立法时具有信息优势。一方面,地方立法权能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细致和直接的法律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立法更有助于缩小民众与立法之间的距离,因此也符合民主立法的基本要义。在实践中,由于政治体制由“集权”走向“分权”,同时市场经济的繁荣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管理逐渐转向社会治理,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动力愈加强烈。我国地方立法权自确立以来,基本呈现扩容的趋势,从地方立法的数量到地方立法主体范围,再到立法事项范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然而,实践中因为地方立法程序不完善、立法质量不高、备案审查制度不到位、民众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导致地方立法权的功效大大缩减,而随着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设立,如果不对上述问题采取措施,地方立法权的问题将更加泛滥,有损地方立法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地方立法权新一轮的扩容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力纵向配置的又一次变革,《立法法》的规定使得新的权力配置通过法律固定下来,为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提供了契机。对地方立法权行使问题的研究,既需要基于《宪法》、《立法法》、《监督法》等文本,同时也需要关注地方立法的实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搜集的一些地方立法文本的过程中,认为目前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问题是立法趋同现象、地方立法权滥用,备案审查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及运行中的问题也影响着地方立法权行使的功效,此外,公众参与度不足则影响地方立法权对提升地方社会自治能力的功能。为了更好地应对地方立法权扩容带来的挑战,地方立法权主体需要基于“保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构建相应的承接机制。具体而言,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承接机制至少应当解决地方立法的必要性问题、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正当性问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问题。结合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承接机制应当包括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促进地方立法特色、促进地方人大职能回归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权扩容是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迁影响的结果,也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变革和转型的重要表征。在地方立法权行使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动态博弈过程。随着我国由“管理型社会”向“自治型社会”转变,中央权力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动员力和控制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中央和地方将转向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央“集权”立法与地方“分权”立法相得益彰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自信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同时也是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政策,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所特有的、保障各民族利益的一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有力证据。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纵向配置   横向配置   中央与地方  

摘要： 税收立法权是国家重要的税权之一,涉及人民的切身福祉。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强调中央税收立法权的相对集权是必要的,但目前过度集中的情况,已经对地方政府产生了反作用,并且阻碍了税收法治化进程,更不利于我国现代财政体制的建设。因此,根据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间的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收立法权显得十分迫切。税收立法权的分配,一般可以分为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两类。横向分配是指中央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分配,主要涉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方面各自享有的权力范围;纵向分配则指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的税收立法权分配。由于各个国家的税收立法权体制各不相同,各国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也是有所不同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其税收立法权体制也可能不同。从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分配看,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做出明确权责划分规定。在最高立法机关内部,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之间,税收立法权限上的划分不甚明了。其次,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允许授权立法,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之间,各自的税收立法权限也不清晰,人大的“虚弱”与行政机关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从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配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划分,不是由权力机关通过立法决定,而是由国务院以行政决定的方式予以明确。这与域外大多数国家通过宪法或基本法,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权限的纵向配置模式有较大不同。我国税收立法权横向分配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授权行使税收立法权违背《立法法》、国务院税收立法权的转授权缺乏法律依据、越权立法普遍存在、授权行政立法监督缺失、“以费代税”情况严重等。我国税收立法权纵向分配上存在主要问题有: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性收费监督不力、地方政府变相行使税收立法权情况严重。基于以上事实,应广泛考察域外国家税收立法权分配的经验,以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权分配制度。鉴于我国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分配还将继续保持中央相对集中,并且要突出人大的作用。因此,德国集中的横向立法权分配模式及其有力的限制权力的措施值得我国学习。在税收立法权纵向分配上,可以借鉴法国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弥补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的不足。我国税收立法权横向配置模式上,可以选择采用“收授权重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可以通过税收立法权复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善加强税收行政立法的监督等方式实现。在纵向税收立法权分配模式上,可以采用“相对集权适当下放模式”。这一模式的具体实现机制有:制定税收基本法对立法权的下放做出规定、减少财政级次合理配置地方税收立法权、授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要素的调整、确定权,建立地方特色税种立法权批准制度。另外,我们还应该通过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增加财税专章,同时通过修改《立法法》第八条第6款,使我国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配获得宪法依据。

关键词： 混合所有制   职业院校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模式  

摘要： 法定代表人模式是指法定代表人产生、构成及对外其行使职权的方式。法定代表人可分为单一法定代表人和复合法定代表人两种模式。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继续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存在一定的风险：即无法避免“大股东”控制现象，容易导致分权制约机制的虚设，导致委托代理的道德风险，难以快速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客观需要。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法定代表人模式的制度破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其破冰的实质，并不是要否定现行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而是要从根本上突破现有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局限，根据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不同类型，选择适合其发展的法定代表人模式，即复合多元法定代表人模式，以弥补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存在的缺陷。复合多元法定代表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和复合法定代表人模式并存，二是复合法定代表人模式的具体形式多样。

关键词： 甘肃省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自治立法   实证分析  

摘要： 我国于1984年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2011年进行了修订。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实践证明其对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落实国家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法制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被有效地落实,其关键在于民族自治地方是否充分行使了立法自治权。甘肃作为一个多民族分布的省份,于1987年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辖区内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实施现状,不仅直接体现甘肃省总体的立法水平和法律的实施环境,还关系到《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文章以甘肃省内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地方为考察对象,应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文献研究等研究方法,总结甘肃省内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现状、主要内容以及存在的问题,探究其是否符合民族性、地域性、自治性、时代性及实践性,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完善措施。本文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简单介绍本文写作的目的和缘起。第二部分是文章的第一章,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官网数据为基础,介绍甘肃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现状和自治立法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第二章,也是文章的重点,主要从立法技术和立法内容两个方面分析甘肃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准确把握对于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部分是文章的第三章,从树立正确的自治立法观念和充实自治立法内容两个方面出发,尝试对甘肃省境内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苏州工巡捐局   地方自治   路政建设   近代化  

摘要： 苏州工巡捐局是1920年代出现于苏州的一个路政建设与管理机构,它在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兴起和城市市政建设流行的大背景下诞生,既标志着原本由各个分散的市民公社承担的市政建设功能趋于整合,又暗示着苏州的地方自治逐渐转向官治。苏州工巡捐局以1926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城内外各方因为人选问题争执不下,严重影响了局务的正常开展;后期通过改组,各方利益得以平衡,加之董事人选适当,这一阶段的局务取得了相对显著的成绩;1927年北伐军进入苏州后,工巡捐局被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交通局接收。苏州工巡捐局在运营的过程中通过与吴县县公署、苏州警察厅、苏州市民公社等机构团体的协作,在整顿捐务、改良路政、经费征用、确立规则等方面颇有建树。除了在市政建设领域取得较为明显的成绩外,苏州工巡捐局明确的规则和平等意识、透明的财务制度,都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苏州普通民众,进而推动了苏州近代化的历程,故而可以把苏州工巡捐局的出现看成是苏州近代“城市化潮流”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