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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类型化评估   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   评估回应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是以《宪法》相关规定为根本法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基本法,包括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内的立法体系。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进行类型化评估可以得知,该立法体系在实现和保障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功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在完备性、体现民族及地方特色、规范性程度及立法技术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为此,有关立法机关应该运用立法后评估的一般原理,并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的特点,采取诸如创制新的自治条例和行政法规、修改有关法律文件和开展法律清理等回应措施,以改进该立法体系。

关键词： Conflict prevention   Ethnic nationalism   Federalism   Minority rights  

摘要： The existence of several ethnic, religious and/or linguistic groups whose rights are not acknowledged or are continuously violated leads to tension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If, in some cases, those groups use peaceful means to ensure that their specificities are acknowledged but, in other cases, there is frequent use of force to attain the same goals. This type of conflict occurred in the western Balkans in the 1990s or still take place in regions such as the Caucasus,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Nigeria or Myanmar in which the ethnic element, together with the religious issue, are the main causes. Though it is true that several solut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to respond to the tensions inherent to ethnic diversity of multinational States,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several theoretical practical models have not always met the objectives and, above all, resolved situations of peace, which are often of negative peace. From minority rights to federalism, we may identify principles whose importance and adequacy to contexts may be defined as formal peace. Nevertheless, it remains important to include and frame those elements within specific cases, considering that each case is different and adapting these principles to a specific situation does not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inadequate to a situation apparently similar. It is therefore crucial that considerations are raised on the role a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model such as federalism may play, partly as a complement to the law of minorities as a tool to manage ethnic diversity in States that may be defined as multinational, as well as to prevent ethnic conflicts.

关键词： 清末民初   地方意识   地方自治   方言   历史   歌谣  

摘要： 本文探讨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不仅是源自传统的对家乡故土的情感与理性的认同,还发展为一种以地方为媒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思潮。地方意识与文学并非单向的影响与反映的关系,而是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反映了社会各领域的地方意识;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不仅仅是被动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主动参与甚至引领了地方意识。本文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依次如下。第一章《地方政治的想象与反思》,讨论地方政治与新小说的关系。在新小说兴起前后,人们从地方意识尤其是省籍意识出发设计了经由地方建立国家的方案,与之相应,新小说同时开启了国家与地方的想象。以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起点的新小说,多将“新地方”作为通向未来“新中国”的起点,将地方自治制度作为地方政治的施政方针,并将理想的志士作为实践的主体。但理想的地方想象与国家想象在受到现实政治的冲击后归于沉寂。自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清末民初的小说家从理想的歌颂转向现实的反思,以绅权的膨胀与异化为中心,批判地方自治在选举与推行各环节的弊端。总之,清末民初小说对地方政治的想象或反思,均是对政治亦步亦趋地模仿或再现,对政治功用性的过度追求势必损害或限制文学独立性的品格。第二章《“国语”建构中的方言和方言文学》,聚焦国语建构中的方言与方言文学。人们在追求民族国家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国语”的重要性,超越地方性的国语成为各种语言文字变革的核心主题,于是官话与官话书写成为理想的选择。但官话并未成为法定国语,也未普及到全国各地。各地为启蒙地方而采取了自下而上追求国语的策略,即先在地方推行方音切音字与方言白话文,而后完成统一国语的目标,力图在地方性与全国性之间达成平衡。清末民初的文学亦注意到文学语言中方言与官话的纠葛,一方面为启蒙地方,发掘传统的自发性方言文学,将之作为启蒙的工具,另一方面追求语言统一,推尊官话的权威,将方言文学自觉边缘化。第三章《地方历史的发掘与书写》,考察的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整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新知识界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重构以民族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与之相应,人们从地方意识出发,重返地方的历史文化,梳理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或汉族的关联性,借以确立当下的地方在国家中的重要位置。在重返地方历史的过程中,清末民初的文人亦立足于地方揭示与书写被遮蔽的地方史,通过地方野史与地方人物来建构理想的国史与国民,这一工作主要包括整理并出版各地的乡邦文献、编著地方野史、撰写乡贤传记等。在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上,人们热衷于发掘向来作为禁忌的明末清初文献,一方面作为反满的“恶声”直接服务于政治,一方面成为新的野史创作的文献来源。在地方人物的追忆上,人们借助传记文学发掘地方上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包括反抗外族的英雄与投身现代化事业的英雄,并将个人在地方与国家等群体性价值网络中加以定位,以建构理想的乡民乃至国民形象。第四章《地方歌谣的发掘与仿作》,注目的是地方民间文化的利用与文学的关系。人们除了发掘和利用地方的精英文化,还将眼光向下投向民间文化中的歌谣。各地流行的歌谣在启蒙框架下被大量发掘,并被广泛的仿作。直至“五四”歌谣运动兴起前,人们多是将歌谣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对歌谣本身的价值却很少肯定。这一时期的歌谣仿作,只是模仿歌谣的形式,即句式、曲调方面,并将其原有的地方性内容置换为普遍性的启蒙常识,目的正是通过地方的民众启蒙活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第五章《“五四”新文学的地方发现》,从比较的角度入手,考察新文学中艺术的地方主义的趋向。艺术的地方主义,促使新文学家关注地方,关注地方方言、文人传统、民间文化等地方性元素,并将之作为建构新文学民族性、个性的凭藉。。首先,以周作人为个案考察其对地方文人传统的再发掘,乡邦文献成为其文学创造和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乡邦文献对地方风土的书写为其散文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借鉴与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乡贤与乡贤文学为其独特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其次,考察新文学对地方歌谣的发现与利用,人们在文艺与民俗两方面肯定歌谣固有的价值,并各自以家乡为中心采集歌谣,并将新诗歌谣化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新诗人不过偶一为之,新诗歌谣化止于提倡的层面,歌谣的方言和声调未成为新诗语言与音乐的基础。再次,考察新文学对方言的接纳与利用,从建构国语出发,新文学家坚持通过文学创造国语的途径,将方言作为国语的一分子,将方言文学作为国语文学的补充。但是出于多种原因,方言文学止于理论倡导却很少付诸实践。

关键词： 绅治   绅士   绅权   地方自治   法律移植  

摘要： 近代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思想制度，西方的思想制度理论与传统中国的思想制度理论之间的调适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晚清时期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绅权力量壮大，地方督抚权力坐大，中央权力式微。为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同时寻求一种制约地方督抚权力的方式，清王朝借鉴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兴起了地方自治运动。晚清时期实行预备立宪，而地方自治作为宪政的基础，被赋予了宪政的价值内核。 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传入中国被清王朝作为挽救统治的工具，从理论认识到制度设计上都没有认识到地方自治的“权利”内核。而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与传统的绅治模式相遇，传统绅士一方面暧昧地以拥护地方自治、倡办地方自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在地方社会的权威，一方面又在不同形式上排斥着来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这也契合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沿着传统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既没有学好西方的制度理论内核，同时又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因而，使中国在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代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思想制度，西方的思想制度理论与传统中国的思想制度理论之间的调适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晚清时期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绅权力量壮大，地方督抚权力坐大，中央权力式微。为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同时寻求一种制约地方督抚权力的方式，清王朝借鉴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兴起了地方自治运动。晚清时期实行预备立宪，而地方自治作为宪政的基础，被赋予了宪政的价值内核。 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传入中国被清王朝作为挽救统治的工具，从理论认识到制度设计上都没有认识到地方自治的“权利”内核。而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与传统的绅治模式相遇，传统绅士一方面暧昧地以拥护地方自治、倡办地方自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在不同形式上排斥着来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这也契合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沿着传统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既没有学好西方的制度理论内核，同时又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因而，使中国在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传统绅治作为中国式自治模式深深植根于传统社会中，绅士阶层在乡土基层社会依靠其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实现着地方社会的良好治理，形成了官——绅——民三者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传统绅治自明代形成延续到晚清时期，随着近代中国向西方文明的学习的深入，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传入中国，传统绅治与来自于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博弈较量。西方地方自治植根于民主自由的商品经济氛围之中，在与传统绅治相遭遇时，地方自治的“权利”内核与传统绅治中绅权的“权力”的扩张性产生竞争与冲突。传统绅治与西方地方自治竞争与冲突过程中，一方面是传统绅治使西方地方自治在传入中国时“权利”内核受损害，另一方面是西方地方自治对传统绅治的损害使绅士阶层走向民众的对立面。 传统绅治与西方地方自治植根于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处于两个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存在某种惊人的相似，如其自治的独立性、“权利”属性、“权力”属性;而同时，其又有截然不同的一面，如组织形式不同、法律保障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而正是这些异同使两者在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中产生激烈的冲突与竞争。两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最后，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传统绅治与地方自治的融合结果产生了晚清被“异化”的自治，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绅治模式，也不属于西方地方自治模式。这种“畸形的产儿”是中西文明碰撞博弈之后产生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调适的结果。 传统绅治与西方地方自治在近代宪政运动中的竞争、冲突、融合这一过程，正是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博弈的过程。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要注意移植内容与本土内容的承接性，要注重本土文化资源，不能一味的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

关键词： 清末   甘肃   预备立宪   地方自治  

摘要： 清朝末年,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和国内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清政府为维护其自身利益,选择进行政治改革,清末预备立宪是其中最系统、最有影响的一次。在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主导的自救改革中,全国各地均进行了资产阶级地方自治的实践。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积极行动,参与各省地方自治的筹办。沿海各省地方自治开展效果明显,资产阶级立宪派积极加入到地方自治机构中,这些机构在管理社会事务、指导社会舆论以及制约地方行政权力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清末,甘肃省的地方自治建设也按期基本完成,但由于省内财政拮据、思想禁锢、封建势力控制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甘肃省地方自治的开展与风气较为开明的沿海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如谘议局和各级议事会、董事会等地方自治机构均被地方旧有官绅所控制,地方自治机构不仅未起到制约地方行政权力的作用,反而与地方封建顽固势力联合对甘肃省内革命势力进行围剿,原本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地方自治在甘肃的开展过程中产生了“变异”。因此,本文通过对清末预备立宪以及甘肃宪政改革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后,对甘肃地方自治建设进行重点分析,分析甘肃地方自治的社会影响、局限和困境,了解清末甘肃地方自治开展的具体表现,找出其“变异”的原因,通过对清末甘肃宪政改革进行深入探讨,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提供些许历史借鉴。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配置  

摘要： 在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过程中，立法机关采取赋予最高行政机关有限的税收立法权的方式进行授权立法；立法权高度集中，适应了在计划经济时代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模式。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应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积极构建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税收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权配置。

关键词： 周恩来   毛泽东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团结   民族繁荣  

摘要： 周恩来在亲自领导中国民族工作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方面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将经验上升为理论,做出了巨大的理论创造,周恩来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善于学习的作风,因而能够对毛泽东民族思想进行丰富和发展,包括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毛泽东民族繁荣思想的发展。

关键词： 两大法系   陪审团制   参审制   人民陪审员   人民主权原则  

摘要： 陪审制度是两大法系国家司法审判的重要制度之一,其价值功能是多方面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为视角,在阐述两大法系国家陪审制度的发展过程以及大陆法系国家最终放弃陪审团制度、选择参审制的内在动因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从人民陪审员的选拔、数量、裁决方式、参与死刑案件审理等方面提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完善路径。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横向分配   纵向分配   宪法规制  

摘要： 税收是现代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其涉及国家与公民最直接最主要的权利义务关系,本质上是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服务的。世界各国都对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表现出极大的重视,而税收立法权的分配体制是规范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前提和核心,可以说是税收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自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税收体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适时的调整,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治税是其题中之义,对税收立法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但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尚未完善,税收立法权的分配仍较为混乱,研究税收立法权的分配问题仍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文以宪法学角度切入,从税收的宪政本质出发,对税收立法权一般理论及其国际实践进行整理分析,揭示从宪法学角度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进行设计与规制的必要性。通过对我国近现代时期税收立法现代化路程的梳理与研究,深入分析我国税收立法权分配现状的形成原因与历史经验,从横向分配与纵向分配两方面分别提出我国税收立法权所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宪法与法律层面的规制,横向方面导致行政授权立法过于膨胀,纵向方面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分配不当。以此为基础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分配的想法与建议——宏观层面以中央权力机关为主导,以税收立宪为基础,为我国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分配与纵向分配划明原则与制度；中观层面以国务院的授权立法为重点,严格规范税收行政授权立法,加强监督,抑制授权立法的过度膨胀；微观层面立足于保障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合理分配与有效行使,强调应坚持中央的统领与划分,结合实际,在完善的监督体制下落实地方税收立法。以此推动我国税收立法权分配体制的完善,构建协调、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

关键词： 立法权限   中央立法   地方立法   央地立法关系   公众参与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权力集中在唯一的中央权力机关变得不现实，分权成了必然。立法权作为最能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权力，必须在横向及纵向两个维度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虽然在西方，学者们普遍更关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分权与制衡，但对于我国这样地区发展不均衡，仍处在法制体系建设阶段，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纵向分配更具现实意义。其核心便是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 本文首先对我国央地立法权限划分的现状进行了梳理，明确了我国的地方立法面临三大限制：一是不能介入中央立法专属事项，二是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三是裁决机制的事实限制。通过分析，本文列举了我国目前央地立法权限划分存在的问题，包括制度规范含糊不清、地方立法“抵触”上位法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中央独揽重要事项立法权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借鉴各国的经验。本文的第二部分即为央地立法权限的比较研究，在分析不同国家的央地立法权限划分实例，描述了它们权限划分特点的基础上，归纳了各国央地立法关系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本文提出了若干条解决目前央地立法权限划分存在的问题的具体建议，包括设立协助相关审查机关完成立法审查工作的机构，更详细而明确地表述中央立法专属事项等。同时，本文还提出加大立法职业化和立法民主化对各立法主体在行使立法权时准确把握自身的权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还对完善央地立法权限划分的改革动力来自何处进行了粗略的探讨。在指出公众参与及他们的权利诉求是央地立法关系优化的最根本动力的同时，本文也对地方政府以及党在推动央地立法权限划分均衡化的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作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