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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俄罗斯联邦   联邦制   现实主义   宪法基础   中央权威   地方民主  

摘要： 俄罗斯的联邦制，是一种内在价值理念和外在制度设计的有机结合。俄罗斯的联邦制，首先指向一种由宪法明确加以确认的基本制度安排，用以描述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俄罗斯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核心要义是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由此引致的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其次，俄罗斯的联邦制，还指向一种基本制度安排背后的价值和理念，包括分权、制衡、妥协、交涉与合作;这些联邦制内含的价值和理念又和宪法上的其他制度安排相结合，共同塑造着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的基本样貌，影响着俄罗斯联邦的宪政建设。\n 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是在俄罗斯联邦政治转轨、经济转型和法治变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这是理解和把握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重要时代判断。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是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转型的一个“缩影”，深刻地反映着社会转型期俄罗斯联邦宪政建设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渐进性。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是俄罗斯宪政转型和宪政建设中的关键性“结构问题”，事关俄罗斯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制约、平衡和互动。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实践模式，而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其联邦制本身所存在的困境。\n 回溯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俄罗斯联邦制的改革先后经历了三种形式。1918年苏俄宪法第一次确认了苏俄联邦制，苏俄由若干成员国联合起来而成立，并由苏俄宪法予以确认和保障。在整个苏联时期，苏联历部宪法都确认了苏联联邦制，苏联由各加盟共和国以签署条约的形式而成立。在苏联联邦制之下，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联邦继续保留了之前的联邦制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层联邦制结构。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独立之后的俄罗斯联邦仍然实行联邦制。当代俄罗斯联邦由21各共和国、1个自治州、4个自治专区、9个边疆区、46个州和2个联邦直辖市共同组成。\n 自1918年苏俄宪法确认联邦制以来，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历史进程。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遵循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立场，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联邦的国家统一、安全、稳定和发展而进行。从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俄罗斯联邦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和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包括联邦制在内的各项法制改革和宪政建设，都反对激进主义，坚定不移地走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同时，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还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从各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和现实条件出发，在现实主义立场之下逐步予以推进。\n 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而且还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俄罗斯联邦不仅通过宪法形式确认了联邦制，而且还通过宪法上的其他规定，共同为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奠定了宪法基础。俄罗斯联邦宪法上所确认的联邦国家原则、法治国家原则、民主国家原则、地方自治原则以及其他相关宪法机制，有效地保障了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尽管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并非建立在对宪政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之上，但它却始终以俄罗斯联邦宪法为基础和皈依，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下逐步得以推进。只有系统地考察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宪法基础，才能对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有更理性化的认识，也才能深刻地理解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及其运作机理。\n 俄罗斯的联邦制建立在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权力划分的基础之上，其改革和运作需要坚实的财政基础作为保障。由于俄罗斯实行联邦制，其在财政领域也必然导向一种财政联邦主义，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财政关系由此成为观察和分析俄罗斯联邦制及其改革的重要视角。俄罗斯联邦国家财政关系中的弊病和症结，源自于苏联解体以前的国家财政模式;俄罗斯联邦国家财政关系的矫治，也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当代俄罗斯国家财政关系领域的改革是在反思苏联解体以前高度集中的财政模式及其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俄罗斯联邦的实际财政状况，并在不断探索、试错和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制度化的。俄罗斯国家财政关系的改革，朝着财政联邦制的道路迈进，并经历了一个从“有名无实”到“名至实归”的改革发展过程。时至今日，俄罗斯的财政联邦制仍处在动态的完善当中，只有遵循宪政主义的精神和联邦主义的思路，俄罗斯的财政联邦才能最终走向理性和成熟。\n 俄罗斯联邦制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俄罗斯国内的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苏联解体以前、甚至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的联邦制都是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的基础之上。由于民族政治自治原则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观察俄罗斯联邦的民族主义便成为分析和研究俄罗斯联邦制及其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视角。俄罗斯民族联邦制的实践表明，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俄罗斯联邦制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   配套立法   法律形式   行政法规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在民族区域自治上的具体应用，据以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坚持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要使这些政策得到充分的落实，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立法，这才是最有效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的根本。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情况来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它的真正落实的情况还不能估计过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民族区域自治法》自1984年颁布以来，虽然在2001年进行了一次修改，但就修改的内容而言，具体操作性不强。在市场经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扑面而来、世界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民族区域自治法》还面临着许多从未有过而又亟需予以解决的问题。以一部法律为依据制定若干部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目的是将法律中比较原则的条款细化，使之具有操作性，这就是所谓的配套立法。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的模式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首先，因为主权与自治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权授权自治权行使一部分主权，其前提是不得损害与削弱主权，主权对自治权具有否定权。因此，涉及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权事划分的问题中，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是无权进行划分的，国务院来行使这种划分的权利是不符合“公平与正义”原则的。其次，现行的配套立法模式在功能上承担不了对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的责任，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探索和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上的全面发展，不但需要中央、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和计划，更需要发挥民族地方的积极性，其中，权力的分配与运作最为重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内容。再次，现行的配套立法模式在内容上解决不了操作性的问题。由于立法主体的合法性存在质疑，以及在功能上无法承担对《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的责任，因此始终没有解决法律的可操作性问题。\n 一部法律的实施，必须是以它的完备的配套立法为前提，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必须要解决它的配套立法问题，配套立法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立法技术是否成熟精细，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真正落实到位的关键。然而，现有的配套立法无论是权限上，还是功能上都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为配套立法仍处于较低的法律地位，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3条的授权，位阶最高的法律形式才仅仅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无权划分叠加在一起的民族自治权力与地方国家权力的，更无权去划分中央政府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事权，所以本文势在解决配套立法在体系和功能上的缺陷的问题，使我们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能够切实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 重大事项决定权   地方人大常委会   国家权力机关   立法权   人代会   职权   决议   议案  

摘要：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最能体现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根本特性的职权。实际工作中，没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归纳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类：一是审查批准决算、调整预算；二是有关人代会议案的决议、决定。

关键词： 地方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   郑永年   英文专著   东亚研究所   东方出版社   博士论文   道隆   思潮影响   美国联  

摘要： (郑永年,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在其博士论文(1995年)基础上出版了研究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英文专著《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2007,以下简称《行为联邦制》),2013年中译本(邱道隆译)发行。

关键词： 美国文化   联邦制   全国化   19世纪中后期   17世纪   18世纪   独立战争   南北战争  

摘要： 美国民众持枪的历史源远流长。从17世纪初期第一批移民依赖枪支立足北美新大陆，到18世纪后期反抗、驱逐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独立战争，再到19世纪中后期的南北战争、西进运动，枪成为自卫的工具、自由的象征，进而发展成为美国文化的图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evaluates a collaborative attribution strategy based on six authorship attribution schemes representing the two main paradigms used in authorship studies. Based on very frequent words as features, the classical paradigm (or similarity-based methods) proposes to compute an intertextual distance between the disputed text and the different author profiles (concatenation of their writings). As a second paradigm, we can apply different machine learning schemes such as the naive Bayes, and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 As an evaluation corpus, we have us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a well-known collection in authorship attribution. During our evaluation, we have tried to follow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best practices known to assess the various attribution schemes. The evaluation shows that, in the two paradigms, we can find effective attribution schemes. But when combining these individual results using a vote aggregation method, the final collaborative decision is always correct and robust. Moreover, to indicate the degree of belief attached to the combined attribution, we can consider the percentage of votes obtained by each possible assignment. When analyzing the output given by the individual attribution scheme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is difficult to interpret, at least, for the end-user.

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   区别比较  

摘要： 地方立法包括民族自治立法、一般行政区立法、特别行政区立法、经济特区立法.自治立法权是民族自治地方所享有的自治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有效行使对能够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认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区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与其他地区立法权,对于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法治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摘要： 学界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在我国是否该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又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及我国的国情制定出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实现,从而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 质询权   人大代表   监督  

摘要： 人大监督是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核心,而质询权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获取政府信息、督促政府行动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阶段在中国,质询制度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闲置;二是有以专题询问替代质询的倾向。本文即在分析现实困境及原因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质询的制度化设计,真正启动质询,使质询成为人大监督的一种经常性手段。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质询制度的基本理论,包括质询制度的起源、法理基础以及质询制度的价值与功能,着重分析质询权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梳理,使读者对质询权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上的认识。 本文第二部对质询制度相关法律规范的梳理,从1954年《宪法》第一次规定质问,我国对质询制度的立法在内容上不断充实。笔者试图通过这样的梳理工作,展现给读者关于我国质询制度的一个基本框架。 本文第三部分包括两个方面,主要是从质询制度本身及其运行环境来考察质询制度在我国被闲置,甚至被专题询问替代的原因。 本文第四部分则针对目前质询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以求逐步完善我国质询制度及其运行环境,培养广大人民,尤其是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民主观念,推进人大质询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