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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结构   功能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完善,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及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新论断的全面提出,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研究新型政党制度更能明晰新型政党制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揭示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结构是实现功能的依托,所以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亦是如此,厘清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的结构类型、基本功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从整体上认识政党制度,即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研究政党制度,这也有利于不同政党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进而在比较中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结构与功能上的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领导、合作以及商量为关键要素,指向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由核心构成主体中国共产党、重要构成主体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各主体地位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地位上是领导与接受领导的关系,双方通力合作、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展现出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与政权关系。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民主党派联系社会,展现出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面临着政治参与要求扩大、利益分化加剧、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新型政党制度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政治参与功能实现了有序性与积极性、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利益表达功能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整合功能有机整合意识形态、政治资源和利益关系;民主监督功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实现共同进步;维护稳定功能的发挥既依托强大政党的领导、又离不开多党合作的促进。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与政党关系是功能发挥的基础,政党与政权关系是功能发挥的前提,政党与社会关系是功能发挥的保障。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可以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探析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对参政党提出了“四新”“三好”的要求,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政党与政党关系在历史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其具有和谐的特点,新时代要促进政党与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新时代要完善制度体系,优化配置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 立法  

ISBN: (纸本)9787301328002

摘要： 本书从立法权的原理、科学配置立法权的意义、方法及标准等立法权配置的基本理论出发，一方面围绕党的领导与人大立法的统一、国家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协调、人大立法与政府立法的划分等我国立法权配置的根本性、一般性问题作出科学阐述；另一方面聚焦区域一体化立法权、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及军事立法权的科学配置等我国立法权配置中有特色、新产生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回答了当代中国立法权科学配置中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孙中山   共和   联邦制   代议制   民主  

摘要： 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关键词： 宪法实施   宪法与基本法   合宪性解释   港澳法院   复合式宪制结构  

摘要： 一部宪法在三个法域中实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问题，因此对宪法司法性实施图景的描绘不应缺乏对港澳相关实践的探索。通过对有关判决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港澳法院也存在实施宪法的需要，但目前港澳法院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宪法实施方式、与国家权力机关互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面对港澳复合式宪制结构带来的困境，需要厘清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事实条件与规范条件，只有案件涉及中央事权或央地关系要素，才存在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必要。此外，合宪性解释是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最优方式，具体路径可按识别解释对象类型、建立解释对象与解释依据之间的关系和选择解释规则三步展开。

关键词： 监察   监察立法   立法权  

摘要：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决定,监察法规制定权不仅成为监察法领域的议题,也成为宪法学、立法学、党内法规学的研究课题。由于监察法规制定权涉及立法体制的变动,因此,引申出对监察规章制定权、监察解释权的讨论,进而开启了立法学界关于监察立法权的研究。本文将围绕监察立法权这一核心命题,从其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域外考察和体系构建五个方面,着重探讨什么是监察立法权、是否存在监察立法权、为何需要监察立法权以及如何构建该权力的内部体系这四个问题。本文除导言与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监察立法权概述,对监察立法权的概念、价值取向和行使原则进行论述。本文对监察立法权的概念采狭义说,即监察立法权是指监察机关制定、认可、变动相关法规范的权力。根据监察立法权的定义分析,其性质特征可归纳为复合性、合法性、民主性、辅助性、从属性、相对独立性。监察立法权的价值取向包括维护法治统一、强化权力监督、促进人权保障、平衡监察工作的双重属性等。在定义和定性的基础上,结合监察立法权的价值取向,可推导出监察立法权的行使原则包括法律优越、法律保留、程序正当、调查研究。第二章监察立法权的理论基础。对理论基础的探讨包含两重目的:一是借助立法理论对监察立法权的创设加以论证。我国立法权配置和立法体制的多元化,为监察立法权的创设留有空间。行政立法权的先例则为监察立法权与立法体制的衔接提供模板。在权力的规范依据上,监察立法权的创设应遵循《立法法》和《宪法》的双重确认。二是通过监察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分析,对赋予监察立法权的必要性进行说明。监察权的运行须遵循依法监察原理,赋予监察立法权则是在依法监察背景下,补充监察制度供给、规制监察权行使的必要手段。另外,监察权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而监察权的运行和监察立法权之间关联密切。因此,赋予监察立法权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章监察立法权的历史演进。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肇始于先秦,发展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经过数千年积累,封建制度下的监察立法在明清达到极致,并逐渐走向异化。清朝的监察机关开始行使规范制定权,源于清朝下放给中央部院的则例制定权。近代以后,监察机关制定规范成为常态,尤以民国时期监察院的规范制定权为代表。新中国的监察制度历经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行政监察体制,又随着监察体制改革进行全面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监察立法逐步走向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并最终形成监察立法权。总结监察立法权的历史演进,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为何需要监察立法权以及如何行使监察立法权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监察立法权配置的域外考察。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对其监察体制、监察职权与监察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在每种监察体制形态下,监察立法权的配置状况相去甚远。监察职权的不同,监察立法权的配置亦有所区别。我国的监察体制和监察职权配置是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模式,这种模式加大了对监察立法的需求,这也是赋予监察立法权的重要理由。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察立法经验,对我们调整监察立法理念、规范立法权限、提升立法技术有借鉴作用。第五章监察立法权的体系构建。监察立法权体系由三项权力构成,即当下已经存在的监察法规制定权与未来可能赋予的监察规章制定权、监察解释权。其一,根据规范分析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的权限范围。在立法制度的衔接上,明确其位阶,并把握关键制度节点,规范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行使程序、完善立法监督制度。其二,理清关于监察规章制定权的理论分歧,焦点包括应不应当赋权、赋权层级和权限范围。要澄清以上分歧,关键是梳理其制度逻辑,得出有限制地赋予监察规章制定权的结论,并规范该权力的行使。其三,监察解释权的问题原点是监察机关行使解释权的现实需要,该权力属于法律规范解释权。在对法律规范解释权进行历史考察、类型划分和作用阐释的基础上,明晰监察解释权在我国的应用前景,进而构建其运行制度。

关键词： 地方性法规   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权   双重权力界限   补充性创设权   补充性规定权  

摘要： 围绕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产生的最激烈的争论是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的权限有多大。学界多将该条款定位为“创设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界限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的规定,无法通过文义解释等方法将该条款定位为“创设”范畴。根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该条款具有“补充性创设权+补充性规定权”双重权力属性,即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权被分割为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的双重权力界限这一分析框架。立法权的属性、立法权的对象、立法权的类型、立法权的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所存在的制约是分析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界限和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界限的四个并列维度。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的属性是法律漏洞,以存在法律漏洞为前提,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上位法有关行政处罚时不得就法律责任的空白等假漏洞进行补充设定,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上位法有关行政处罚规范的漏洞应当遵循一定的方法。根据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有关法律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这一学说,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的对象是法律后果。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受到立法理由说明制度的限制,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需要遵循必要性和可行性原则的约束。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的属性也是填补法律漏洞权。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的对象是法律构成要件,包括法律构成要件的违法性和有责性,但是禁止地方性法规否弃和改变及补充设定法律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主要分为补充规定同性质同种类的行政违法行为类、补充规定行政处罚构成要件要素类,每一种类型的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都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要受到不抵触原则的约束,判断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是否违反上位法的关键是判断地方性法规和上位法就行政处罚规范是否针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以及地方性法规是否存在抵触上位法行政处罚规则和原则的情形。

关键词： 区域性税收优惠   立法权   规制路径   税收法定   授权立法  

摘要： 税收优惠是将依据基准税制取得的税收利益部分或全部让与纳税人的课税要素,属于课税要素体系中税收特别措施的范畴。就法律性质而言,税收优惠是基准税制中的特别措施,其决定权属于税权的基本权能。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是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措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其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往往容易忽视其法律属性,导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失序。而过多过滥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导致区域间恶性竞争并对其他未享受税收优惠的纳税人造成不公平,不仅与法治经济相悖,而且不利于我国法治化建设。为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应对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进行规制。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是制定、修改、废止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权力。目前,我国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模式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包括中央统一立法和地方自主立法。在对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并概括立法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是其法治化的必然前景。针对实践中立法权存在的困境,文章从立法权设立的法定规制路径、立法权配置的授权规制路径、立法权实施的技术规制路径出发,对规范完善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提出建议意见。

关键词： 《县组织法》   地方自治   江苏   区公所   自治经费  

摘要： 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是孙中山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并颁行由《县组织法》及辅助性法规构成的地方自治法律体系，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依据和指南。江苏省作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区，是施行地方自治最有力的省份。《县组织法》颁行前，江苏省推行融行政控制与地方自治于一体的市乡行政局制和村制，为建设地方自治组织奠定了基础。《县组织法》颁行后，江苏省制定详备的实施计划，采取多种举措，相继完成区、乡镇、闾邻各级地方自治组织的建设工作，形式上重塑了基层政治的组织形态。然而，受人才匮乏和经费困窘所限，各级自治组织运转成效不佳，各项自治事业无法运转，地方自治徒有其名。从实质上看，地方自治是国民党政权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其之所以难以达成预期目标，根源于简单僵化的公共规则与复杂多样的地方情形之间存在张力，制度设计脱离现实。总体而言，江苏省在《县组织法》框架下建设地方自治组织的历程，是践行孙中山政治理念的一次尝试，是考察和反思国民党政权国家建设成效的窗口。

摘要： 公众参与立法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立法公开,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的重要方面。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订后,内蒙古自治区七个设区的市被依法赋予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地方立法权,开始了地方立法的尝试和探索,在立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引入公众参与立法的体制机制。通过调研、梳理发现,内蒙古自治区公众参与立法在体制机制、推进力度、参与度等方面较之前相比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客观来看,也存在着公众参与立法制度不完善、立法信息公开不充分、

关键词： 疫情防控   社区治理   行政管控   地方自治   社区文化  

摘要： 疫情冲击下,社区内部的快速传播使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相较之下,疫情爆发初期,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整体蔓延的趋势。面对同样的危机,两国的基层社区治理为何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疫情防控效果?背后折射了两国地方治理逻辑的何种差异?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防控以党委政府为中心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动员体系,而美国城市基层社区高度依赖社团化的志愿服务分工体系。这是常规状态下中国基层社区的“行政主导”模式和美国基层社区“市民自治”模式的延伸。研究认为,上述治理机制的差异根植于两国政治文化的分殊。中国农耕文明孕育形成的“礼治”思想型塑着基层社会秩序维护、权威服从的治理传统。从而,政府在治理事务中承担着关键角色,进而获取居民的信任和配合,形成了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以致于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相对良好的成效。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在独特建国史和早期殖民者带来的清教思想影响下,国民总体而言更侧重于个体自由,社区不仅取代了国家在现实工作中的秩序功能,并且同国家保持着充分距离,形成了市民自治的治理模式。由此,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居民更相信与自身关系更紧密的社区而非政府,这导致宏观上的防疫资源调配缺乏统一性,使得无法展开超越于社区层面的统一行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模式不再局限于某一细微场域的“自治”。中美两国在常规治理模式下各有千秋,然而,对于突发性、大范围的治理难题,根植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对于全国范围内的人财物调配具有明显的动员力。这也正是中国制度优势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他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