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非关税措施(NTMs)
进口表现
学习效应
中国
摘要：
当前全球关税总水平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世界贸易形成关税自由化与非关税措施逐渐上升的贸易保护新趋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正在加速构建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TPP/TTIP),其核心内容和本质目的便是以大量非关税措施(Non-tariff Measures,简称NTMs)为形式形成“超级贸易保护区”。在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考验下,如何避免在新一轮规则重构中被边缘化是我国必须正视的问题。这不仅给我国造成了巨额贸易流量转移的威胁,更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中等程度的负面影响,长期影响或将更大。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有所上升,而且,除了反倾销(AD)措施之外,新的进口限制政策数量也在激增(Bown,2010)。反倾销措施的例子有反补贴税(CVD),全球保障措施(SG)和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CSG)。新实施的贸易救济或贸易保护措施也扩张到了农业和制造业外,救济和保护的产品主要包括钢铁、机械、服装纺织、塑料、橡胶、木材和车辆。有趣的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这些歧视性壁垒,从而使其日益成为一种“南-南”现象(WTO,2010a)。作为“南方国家”中的大国,与发达国家如日本及欧盟15国(EU15)相比,国外学者(worasakyothin和tiranutti,2007;OECD,2010a等)普遍指出中国颁布了更多的非关税措施。其认为中国的产品市场监管存在着诸多限制,尤其是在贸易及投资障碍方面,利用动植物检疫措施(SPS)限制进口以及颁布技术法规和标准以保护本国产业(Sandrey等,2008;OCED,2009)。技术性措施(TBT)是我国目前最常用的非关税措施,其影响着中国近97%的总进口产品(Bao和Qiu,2009)。此外,Park(2009)指出,中国也开始更广泛地使用反补贴政策(也可参考Bown,2009;WTO,2010b),并认为我国以此作为对关税自由化的补偿或对实施类似政策国家的报复。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始研究和利用新形关税以外的措施来保护自身利益却指责中国实施了过多非关税措施,同时我国政府近来开始鼓励和提倡进口的情形下,研究我国非关税措施的实施现状和程度究竟如何?其实施的起始时间,类别,影响范围有哪些特征?对货物贸易进口的影响如何?清晰和全面地掌握我国的非关税措施现状,特征和其贸易福利影响对于日后的各类贸易谈判,政策磋商以及区域贸易协定和自贸区的制定十分重要且紧迫。由于非关税措施多以不同部门的官方文件通告发布,收集和识别难度大,目前,还没有我国非关税措施的详细和全面数据库可追溯和使用。Bao和Qiu(2010和2012)以及Bao和Chen(2013)是为数不多的对我国技术性措施及其贸易效应进行探讨的文献,其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认识我国的非关税措施特别是技术性措施的实施现状奠定了基石,弥补了我国对该领域由于数据匮乏导致实证研究的空白,对认识和了解我国非关税措施特征具有很好的开拓和指导意义。但是,他们使用我国官方对非关税措施的分类方法,建立在传统的21类措施基础上。除了分类不够详尽外,文章也仅局限于对技术性措施的探讨,仍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入挖掘和补充完善的空间。已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均明确指出,出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或若干因素的结合而实行的非关税措施,对贸易既有抑制效应,也有促进效应。非关税措施与贸易绩效这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另一方面,在全球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和非关税措施数量激增的背景下,由于数据本身的难获得性和稀缺性,探讨这些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影响的研究却十分稀少,具体研究中国非关税措施及其影响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更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对于NTMs的量化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方法。因为将各国长期以来各种各样的标准和法规进行量化,需要大量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所需数据要么无法获得,要么不够完整(Korinek等,2008)。部分研究使用了自行构建的评价指标(Fontagne等,2005;Disdier等,2007),如频率、覆盖率和关税等量价等来测量贸易限制程度或NTMs的严重程度,而其他一些研究则使用了某一特定标准或法规的直接指标,如最大残值水平((Otsuki等,2001;Wilson等,2003;Wilson and Otsuki,2004)。本文对中国现存的各种非关税措施的现状、分布、强度、范围及其对我国进口的影响给予了全景式描述。为了实现该研究,首先需要搜集、统计从而建立和完善一个包含我国在产品层面上实施的各类非关税措施的数据库,然后对各项措施进行系统整理和分类。幸运的是,从2012年开始,在历时长达三年的官方文件搜集,阅读,归类,录入和数据库统计工作后,这项工作于2015年初得以完成。该数据库也是目前有关我国NTMs最全面,最细致和最权威的唯一数据库。初步的数据分析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