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文献订阅-重庆大学图书馆

张步先

摘要： 提要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通过对“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的批判，提出了“士商平等”、“商为国本”、“由商及富，由富而强”的一系列具有反抗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是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不断加深、传统经济结构受到猛烈冲击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洋务运动实践的推进而萌生、发展起来的。当时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等为代表的有远见卓识的一批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从民族利益出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和对时局的深刻思考为基础，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探讨中西贫富强弱的本源，并积极寻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提出了以“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具有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刚刚诞生，对生产与流通、工和商的关系还不甚明了。因此，他们所指的“商”常常是包括近代工矿交通业在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的重商既有扩大海外贸易的一面，也有发展近代工矿交通业的一面。可是，早期改良派作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个社会群体，和洋务派既有联系，又有差异。“洋务派同改良派的真正差别不过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①本文拟从破与立的角度来论述早期改良的重商主义思想，以期对其历史功用作一简单的评介。一对“重本抑末”传统的否定和反叛，是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们区别于西欧“重商主义”所独有的东西。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由商鞅最早提出、经韩非子进一步发展和全面阐述的“重农抑商”思想，是根植于封建农业经济的一种政治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主导思想和传统国策，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持续不衰的理论基础。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内地，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统治模式受到冲击，从而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在洋务活动中就产生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②的认识。之后饱尝民族耻辱的士大夫们逐渐认识到了列强侵略的本质，意识到“商”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和作用。郑观应在其《商战》篇中鲜明地指出：“古有四民，商居其末。……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期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③“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④显然，他们是把“商”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来考察的，并赋予商民全新的内容。当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历史的大趋势，唯其如此，才能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古之时，小农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己利，籍商以强国，籍兵以卫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若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⑤“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效的对外贸易正是国家富强的本源。

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

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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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

张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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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波索什可夫重商主义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把国民财富划分为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把视野拓宽到精神领域，着眼于社会整体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对外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明确提出与西方商人展开价格战的思想。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上他表现出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他提出“共同幸福”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并产生了进口替代战略的思想萌芽。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反映了彼得一世改革时代的要求，同时又超越了这一时代的局限，为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关键词】波索什可夫重商主义《贫富论》非物质财富共同幸福波索什可夫(1652～1726)，是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时期富有进取精神的商人和企业家，又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的重商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其晚年所著的《贫富论》一书中。笔者拟从理论和模式、经济政策主张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等方面对之作初步探讨。一重商主义产生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大历史时期，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它随着中世纪晚期商业资本的崛起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产生，并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入进行而不断发展。15世纪末以来，俄罗斯摆脱了鞑靼人的长期统治，开始民族国家的重建。西方经济技术上的丰硕成果开始受到俄罗斯人的重视。从伊凡三世到彼得一世，俄罗斯不断发展同西方的经济文化联系，推动了俄罗斯国内商业走向新的繁荣，俄罗斯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俄国资本主义处在萌芽状态之中。商人阶层利用经济实力和地位逐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重商主义正是国家政权和与商人结盟的产物。商业资本的崛起，不仅要寻求政治支持，而且要寻找理论根据。波索什可夫作为俄国新兴商业资本的代言人，阐述了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经济理论，并初步构想了俄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时，波索什可夫把国民财富划分为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其中非物质财富指社会正义。他说道：“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考虑到我们的非物质财富即正义。”①这样，他从一开始就把视野拓宽到精神领域，着眼于社会整体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从而远远超出了西方那种纯粹功利主义的重商主义思想范围，成为与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重大区别。对非物质财富即社会正义的探讨构成《贫富论》一书的重要内容。波索什可夫认为，正义不仅其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而且还可以增加财富。他指出：“正义之父是上帝，而且正义可以极大地增加财富和荣耀，并使我们远离死亡；而邪恶却是非正义之父，非正义不仅不能使我们富裕，甚至能够削减我们已有的财富，使我们贫穷并把我们导向死亡。”②可见，波索什可夫的非物质财富即正义，就是东正教。《贫富论》开篇第一章正是“论宗教”。他把宗教问题作为探讨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提出来，显示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彼得一世大力推行全盘西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波索什可夫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把俄国历史传统中的东正教作为对抗这种冲击的精神力量，具有战略远见。

试论古希腊的重商主义

贺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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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重商主义的产生古希腊的重商主义是在殖民扩张和航海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荷马时代，希腊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财富几乎全由耕种田地、经营葡萄园和菜园，以及开拓牧场而获得。至于工业，仅供应居民必需和奢侈品的需求。与粮食、服装、木材、皮革有关的各种工业，仍然是家庭手工业的性质。这一时期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不是希腊人获利的主要源泉，他们主要靠农业来维持生活，还是地地道道的重农主义者。然而，在荷马时代这种重农主义气氛之下，重商主义的曙光在殖民扩张中已开始升起。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末，希腊人向地中海各个方面进行殖民扩张。他们在地中海的东部和中部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持续几个世纪的希腊殖民运动，使希腊殖民据点或殖民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东地中海，中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拔地而起。希腊人不仅把他们的政治制度、思想和艺术传播到他们所居留的各个殖民地，而且还通过他们的劳动和活动，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希腊人所建立的殖民据点有两种类型。一是农业型，在希腊殖民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急于得到一些耕地和牧场。他们愿意选择与自己本土气候相同的地方，以便种植家乡常种的各种作物。因此，这类殖民据点，无论是从事农业和牧畜业，还是从事手工业，都是以土地的直接开发、土地所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包含的原料为基础的。另一种类型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已认识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建立了塞斯托斯、兰浦莎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希腊人就是通过这些殖民据点，长期供应希腊本土所需食物和原料，并供给土著居民希腊工业品，特别是陶器和珠宝类精美工艺品。农业性质的殖民地，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点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显得更快。希腊殖民地不管如何发展和演化，它们一个共同点是与土地有根深蒂固的关系，与腓尼基“在外商店”式的殖民据点有根本的区别。正因为希腊殖民地据点，占有广大的土地，所以它们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而且还垦殖了大片的耕地，经营着大片的牧场，管理着大片的森林，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宽阔而深厚的财源。希腊人在从事殖民活动中，海洋与他们越来越密切。希腊本土三面环海，海洋给希腊人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希腊人在外所建立的殖民地也靠着海洋，只有这样，才能使殖民地与母邦相往来。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需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远在雅典掌握爱琴海霸权之前，米利都、福西亚、罗得斯、叙拉古、塔拉斯和马赛，已拥有强大的商船队和武装舰队。正因如此，希腊人在本土以外建立殖民地时，同时占领了那里的海洋。这样，海洋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跨国公司在称雄世界

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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