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非关税措施
进口需求弹性
出口企业二元边际
出口产品二元边际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就业和防范风险的重要力量。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际需求低迷使得中国出口贸易在2009年下降13.9%,2010年后对外出口增速虽逐渐复苏但始终未达到危机前水平,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进一步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风险堆积,推动对外贸易由“高增速”转向“高质量”发展十分迫切。从全球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全球自贸协定数量的快速增长,关税水平日益下降,非关税措施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从最初的“数量型”措施转变为当下的“标准型”措施,以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检验措施(SPS)为代表的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也对我国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构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深入研究非关税措施如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尤为必要,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美国非关税措施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受数据和研究方法限制,大部分关于非关税措施的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分析其对一国整体贸易的影响,但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从微观主体视角分析贸易二元边际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本文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级为背景,从出口企业层面和出口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视角切入,通过对美国非关税措施现状分析、理论梳理与建立模型,实证研究美国非关税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影响。本文不仅为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也为评价非关税措施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视角。全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理论研究方面,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基础上,将非关税措施作为影响因素引入贸易二元边际研究中,构建非关税措施对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二元边际影响的理论模型,发现非关税措施增加了企业应对成本,对企业进入市场、出口额以及出口产品种类带来负面影响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第二,历史回顾方面,非关税措施贯穿WTO各个谈判回合,从最初的“数量型”措施转变为当下的“标准型”措施。金融危机后,“双反”调查等临时性贸易保障措施成为非关税措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将视角聚集在中美两国,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数量多,覆盖产品广,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和企业类型差异;对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进行分解发现,多产品多市场企业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且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第三,进口需求弹性的测算和非关税措施的量化发现,进口需求弹性和非关税措施均与GDP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进口需求弹性与非关税措施限制程度较高,农业产品部门的进口需求弹性和非关税措施限制程度大于制造业部门。2003年后,美国非关税措施的限制程度超过关税,随后持续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幅扩大,表明美国实际贸易成本并没有下降。第四,利用高纬度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出口企业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美国非关税措施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概率、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退出美国市场的概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至美国的贸易额。将企业按照所有制、行业和区域分别回归发现,外资与民营企业、中高技术产品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受影响较大。将样本区间分为金融危机前(2001-2007年)和金融危机后(2008-2014年)重新回归发现,金融危机后,美国非关税措施的限制程度较高,对企业层面二元边际的影响超过金融危机前。第五,对产品层面二元边际的实证发现:美国非关税措施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种类,显著提升了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的价格并提高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质量。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所有制类型划分,并将出口产品按照行业和用途划分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行业和消费品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将样本按照金融危机前后划分,金融危机后的非关税措施负面影响最大。通过采用Heckman两步法、非关税措施滞后项和工具变量法等多种方法在内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保持稳健。美国非关税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构成了实质上的成本增加且对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行业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企业、不同用途产品存在差异化影响。产品层面的实证发现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的结论,第一,由于美国在多数产品中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中国,因此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价格提升将进一步导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降低;第二,对美国非关税措施要客观全面看待,不同于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对一些产品的质量的确有提高作用,这也有助于中国相关产品的升级。因此,中国需要在宏观层面上警惕美国非关税措施,提高相关意识,构建完备的非关税措施预警与信息沟通机制,完善国内标准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