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类型学
阿尔多·罗西
符号学
语言学
类比
形态学
结构
仪式
摘要：
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使得传统建筑理论已经难以解决现实的矛盾并阻碍了现代技术的表达,现代主义建筑应运而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主义建筑逐渐固化并暴露出其破坏性的一面:现代城市千篇一律,贫乏得可怜。作为对功能主义城市的批判,类型学在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引入建筑学之中.这个潮流以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学派为代表,尤其是罗西的类型学研究以其深刻的阐释能力获得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罗西的类型学方法并没有被形式化,其理论力量是由混合在“都市人为事实”之下的多个概念集群共同塑造的,“类型学”严格来说只是这种研究的代名词。这种未充分形式化的论述方式一方面赋予其理论以力量,另一方面又难以转入到具体的城市建筑的实践之中。这种情况在罗西的建筑实践中反映为一种含混杂糅的状态,在其他采用类型学方法的建筑师那里则反映为某种表面化的空间组合论。在20世纪80年代,类型学已经很难真正回应复杂的社会现实,于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罗西并没有实现他在《城市建筑学》的第一章中提出的想要“明确地认识以隐喻形式出现在许多研究中的‘类型’一词的含义”的目标。罗西对城市的论述十分深刻,但当我们想要明确地认识类型在其中的作用时,会发现《城市建筑学》在各个章节中给出的类型的定义是相当含混,甚至矛盾的;然后罗西在《城市建筑学》1971年的葡萄牙版前言中又指出,在他的研究中类型具有重要但不是首要的意义,这确实契合了罗西的城市研究的实际情况,但也使我们更加困惑,因为在“类型学”的研究中最重要竟然不是类型问题,而且对于最基础的“类型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没有逻辑确切、言语坚实的答案,但“类型学”在80年代却如此繁荣。除了例如罗西类型学这样的少数研究之外,历史中的类型学不能算是特别有建设性的理论,它一半表现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实质上则大体是处于表层的形态或功能的分类研究或尝试通过意义单元来修复功能主义城市。但类型学仍旧是城市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因为它论述的是城市建筑与历史、文化和其中生存着的个体和集体的具体生活之间的关系,它指向的是城市的“非意志性”或“匿名性”的实质,而城市一定是以这种匿名性的方式被建造出来的。当然现代城市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建造出来,比如近20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但是严格来说,这类城市是一种没有“城市性”的城市。所以类型学研究,或者具体地说是城市建筑的类型研究,依然是城市研究不可回避的方法,因为类型学指向的正是这种“城市性”,在这一方面它无法被其他建筑学理论替代。类型学描述的是类型和发生在其中的居住者的或具体的或历史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些似乎难以被形式化的、晦暗不明的东西才赋予类型学以厚度和力量。王澍教授在《虚构城市》中通过对现代语言学的参照深度介入了这些存在于城市中的层次复杂的问题,并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罗西的类型学方法中含混的内容进行了深度的发掘和阐释,大大拓展了类型学的讨论范围和作为一种操作性方法介入实践的能力。在城市研究中要综合起这么多层次不同的问题,对“如何看”的自觉是不可或缺的,它与现代哲学涉及到主体性问题或认识论问题的“表象”研究密切相关,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中的表象与表象活动、福柯论述的西方社会不同时期“表象”的认识型图表、古德曼的“表象形式”或“表象结构”等等都是对涉及主体的认识和表达形式的研究……从“表象形式”的角度对类型学的再探讨将指明类型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在与主体的关联中被给出的,类型学中最重要的内容都是那些与个体感知或集体生活相关的非对象化的问题形成的。本论文的题目包含以下指向:首先,“类型过程”在建筑学中首先是由40年代意大利的理性主义者朱塞佩·帕加诺(Giuseppe Pagano)提出的,他用这个概念探讨类型在时间中的演变以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但本论文以此为题目其实指向的是德·昆西暗示出的观点,即“类型是一种形式过程”;其次,将类型与过程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也与符号学的主要原则相关,即符号学研究不是符号,而是“符号过程”,这就使从符号学的角度讨论类型在方法上更为顺畅;第三,“类型”中的“型”在词源中的意思是一种“塑模”“拓印”的活动,因此,类型的初始定义是由一种“活动”规定的,但我们当下习常使用的“类型”概念中的“型”其实已经遗失了,这种“类型学”咬文嚼字地讲的话只能被称之为“建筑类学”。类型学真正的复杂性在于,替换掉“型”并赋予其复杂性的其实是处于主体多样的表象活动之下的分类方法,因此,从“表象形式”的角度谈论类型能够赋予类型学更有力的介入复杂问题的能力。以上三点构成论文题目的主干,它们统摄全文对类型的规定性与结构方法的研究。论文大体包含五个部分:第一,对类型学的历史与方法的梳理,提出本论文研究的问题与内容;第二,对与类型相关的概念,比如模型、范式、原型、结构、仪式……的梳理与区分,继而为以“隐喻”的形式出现的类型划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