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巴蜀
重玄
严君平
扬雄
李荣
黎元兴
王玄览
张君相
文如海
杜光庭
摘要:
作为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巴蜀地区一直以来都是道教及道教思想不断酝酿发展的核心区域。尤其是在隋唐时期,随着两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掀起了一股思辩色彩浓厚的重玄学思潮,对道教义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其中又以巴蜀地区为盛。特别是随着李荣、黎元兴、王玄览、张君相、文如海、杜光庭等蜀中学者纷纷“以重玄释老”,巴蜀地区凝聚了一大批致力于重玄学研究的道教人物,他们不断著书立说,阐精发微,成为推动唐代重玄学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蜀学的重要内容,唐代巴蜀重玄学不仅为蜀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为唐代及后世道教的发展,乃至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汇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在唐代的形成与兴盛,固然有佛教义理的影响,然而从道教思想发展历程而论,亦是与道教前期思想一脉相承。先秦老庄之学、魏晋玄学、唐代重玄学,是道教思辩性哲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从名而言,笔者并不否定孙登为重玄之宗源;从实而论,重玄之祖应首推老子。同时,在巴蜀地区亦有其肇始,启其端者当首推西汉思想家严君平。其弟子扬雄则进一步建立起第一个系统性的调和儒道的太玄理论系统,两者合力推开了魏晋玄学的大门,为唐朝巴蜀重玄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道体问题一直是隋唐时期道教争论的热点,李荣的思想与成玄英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路向已发生改变,哲学思辩色彩更加突出。他提出的“虚极”之道论、“息应还真”之修养论、“无欲守静”之治国论,为巴蜀重玄学从道体论向道性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黎元兴进一步指出“道性”为重玄之体,“无为果”为修道之最高境界,已经体现出从道体论向道性论的转向,并被其弟子王玄览所继承。唐代重玄学的脉络,盖自道体论而道性论,而心性论,这一过程在王玄览的《玄珠录》中基本完成。巴蜀重玄学者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唐高宗、武后之际道教理论的发展过程。
而其他巴蜀重玄学者如文如海与张君相等,此前学界关注较少,对于其思想更是鲜有论及。文如海的著作仅存一部《南华邈》,也属残篇,其文是对于《庄子》中六个篇目的题解。在为数不多的文字中,虽未见双重否定的模式,但其思想仍然以重玄思维为底层逻辑。张君相的思想则汇综多家之论,而成一家之言。他的道论可以说是集多家理论之大成,人性论坚持了世间一切之物均是禀气而生,治国论主张君主的修养为治国的核心。其思想是对多家注老思想的调和,亦是对重玄思想的调和。
此外,作为唐末五代著名的“道门领袖”,杜光庭的注老之学,对重玄学亦有总结与凝练。其思想体系又分为“道生德蓄”之道论,“禀道而生”的人性论,“无为之道”的治国论。他兼收儒佛,进一步推进了唐代道教的思辩化、哲理化趋势,这种三教合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可以说,从重玄学开始,道教思想逐渐摆脱了原来炼形固体的修仙路径,开始转向心境上去追求精神超越,为其后性命双修和内丹学说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思路,亦对唐宋道教的理论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巴蜀地区作为唐代重玄学的重镇,更是聚集了李荣、黎元兴等众多道教学者,不断为重玄学研究注入新的血液,为唐代重玄学的繁荣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唐代蜀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方向。同时,随着唐宋以降儒释道的进一步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也从魏晋玄学之风中解脱出来,尤其是重玄学对于“理”“性”等概念的阐发,也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成为沟通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的重要桥梁。